老药铺在镇子西头，挨着银匠铺。门板上了锁，锁锈死了，夏小迟用石头砸了几下才砸开。推开门，一股药材的味道扑过来——苦的，涩的，还有一点甜。药铺不大，三面墙都是药柜，一格一格的，每个格子上写着药名。当归，黄芪，甘草，党参。字都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阿洛走到药柜前面，拉开一个小抽屉。抽屉里是空的，但有一股甘草的甜味。她把手伸进去摸了摸，摸到一张纸。纸折成小方块，压在抽屉最里面。展开来看，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
“王大夫，吃了您的药，我的咳喘好了。十年了，没犯过。不知道怎么谢您，写封信吧。李德贵，一九五三年秋。”
阿洛把信放在桌上，又拉开一个抽屉。里面也有一封信。“王大夫，我娘的风湿病好了。她让我来谢谢您。您的药比什么偏方都管用。赵小花，一九六零年春。”
再拉开一个。“王大夫，我儿子的痢疾是您治好的。您没要钱，说孩子要紧。我记一辈子。刘大婶，一九七二年夏。”
夏小迟也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是一封信，纸发黄了，字迹潦草。“王大夫，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我这条命是您捡回来的。张大山，民国三十七年。”
“民国三十七年，”林朝夕算了一下，“1948年。七十六年前了。”
他们一个一个抽屉拉开，一封一封信找出来。有的抽屉是空的，有的抽屉里有信，有的抽屉里有别的东西——一张药方，一个红包，一包干了的草药。每一封信都是感谢，感谢王大夫治好了病。有咳喘的，有风湿的，有痢疾的，有伤寒的，有被蛇咬的，有难产的。有大人写的，有小孩写的，有老人写的。有的字工整，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用铅笔写的，有的用毛笔写的。
阿洛拉开最底下的一个抽屉。里面有一封信，很短。“王大夫，您治好了我的病，我没钱给您。我给您磕了三个头。您说不用。我记着。王狗子，一九八零年。”
“王狗子？”夏小迟念了一遍。
阿洛闭上眼睛。“一个小孩。家里穷，看不起病。王大夫没要钱，给他抓了药。他病好了，来磕头。王大夫说，不用磕，你好好读书就行。后来他读了书，考上了大学。每年给王大夫写信。写了二十年。王大夫不在了，他还写。写完了，烧了。说王大夫在底下能看见。”
林朝夕把信一封一封摊在桌上。一共三十七封。最早的民国三十七年，最晚的1995年。三十七封信，三十七个病人，三十七个故事。
阿洛在药柜前面站了很久。她一个一个抽屉摸过去，摸到那些信，摸到那些药材的余味。
“王大夫，”她说，“一辈子给人看病。有钱的收钱，没钱的免费。他说，医者仁心，不是挂在嘴上的，是做出来的。他做了五十年。走的那天，还在给人开方子。方子开了一半，笔掉了。儿子捡起来，他把方子说完了。说完了，闭了眼。”
夏小迟看着那些信。“他儿子呢？”
“儿子也是大夫。在县城医院。退休了。”
“这些信，他知道吗？”
“知道。他来看过。看完哭了。说爹一辈子没收过红包，就收了这些信。比红包值钱。”
阿洛翻开速写本，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老头，坐在药柜前面，给人把脉。对面坐着一个病人，很瘦，脸色不好。老头眯着眼睛，手指搭在病人手腕上。旁边站着很多人，排着队，等着看病。药柜上的抽屉开着，里面飘出烟来，是药材的味道。
画完了，她在底下写了一行字：他治了一辈子的病，收了三十七封信。够了。
夏小迟把信一封一封放回抽屉里。放一个，念一个名字。李德贵，赵小花，刘大婶，张大山，王狗子。放完了，关上抽屉。
“这些信，”林朝夕说，“应该让更多人看见。”
“放这儿吧。”夏小迟说，“药铺关了，信还在。有人来，还能看见。”
“谁会来？”
“我们。”夏小迟说，“明天来，后天来。来闻闻药材的味道，看看这些信。”
阿洛拉开一个抽屉，闻了闻。甘草的甜味还在，淡淡的，像糖。
“王大夫，”她对着药柜喊了一声，“信我们看了。你的病人，都记得你。”
药柜里没有声音。但阿洛笑了。
“他说什么？”夏小迟问。
“他说，记得就好。记得就够了。”
三个人走出药铺。夏小迟回头看了一眼。药柜安安静静地站在暗处，三十七个抽屉关着，里面藏着三十七封信。信上写着三十七个名字，三十七个故事。王大夫不在了，药铺关了，药材没了。但信在。信在，病人就在。病人记得他。
“青爷，”他喊了一声。
青爷从屋顶上飞下来。“看完了？”
“看完了。三十七封信。”
“下一个秘密，”青爷说，“在老学堂。那儿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一行字。写了一百年了。”
“什么字？”
“去了就知道了。”青爷拍拍翅膀，飞走了。
本回答由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