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比我想的热闹。
胡同口停着旅游大巴，一群戴着小红帽的老头老太太跟着旗子往里走。两边全是卖字画、瓷器、印章的店，招牌一个比一个古色古香。有人蹲在路边淘旧书，有人举着手机拍视频，还有外国人拿着放大镜看瓷器底部的款识。
周远山的店在胡同最深处。
门面不大，夹在一家裱画店和一家卖印章的铺子中间，木门上的黑漆掉了好几块，门楣上挂着一块匾——“远山堂”。字是金色的，但年头久了，金粉也暗了。
推门进去，一股老木头和檀香混在一起的味道。
店里不大，两排博古架，上面摆着瓶瓶罐罐，墙上挂着字画。柜台后面没有人，但里屋有动静，像是有人在翻什么东西。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里屋的门帘掀开了，出来一个老头。
“苏晚棠？”他的声音有点哑。
“周叔叔，张道长让我来找您。”
周远山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眶慢慢红了。
“你和你爸长得一模一样。”他说，“就是头发……”
“出了点意外。”我说。
他点点头，没追问。目光移到我身后的程越身上。
“这是？”
“程越，我朋友。律师。”
周远山伸出手，跟程越握了握。他的手很有力，不像六十多岁的人。
“进来吧。”他掀开门帘，“里屋说话。”
里屋比外面大，是个套间。一张红木办公桌，一把椅子，靠墙是保险柜，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道法自然”，落款是苏正之。
我爸的字。
我盯着那幅字看了好几秒。
“你爸二十年前写的。”周远山说，“他说这幅字送给我，等将来你来了，让你看看。”
我没说话。
周远山让我坐下，自己走到保险柜前面，转了几圈密码锁，拉开厚重的铁门。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又拿出一个笔记本——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像是被人翻过很多次。
他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是你爸留给你的。”
我伸手拿起来，翻开第一页。
扉页上写着几行字，是我爸的笔迹——
“玄门九派罪证录。苏正之，整理于庚辰年。”
庚辰年，二十年前。
我一页一页地翻。
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不是日记，是账本。谁收了谁的钱，谁帮谁害过人，谁在暗中操控什么。每一条都有时间、地点、金额、人名，有些还附了证据的藏匿地点。
鬼手刘，受贿金额三千二百万，买凶杀人三起。
王家，强拆十一个项目，致两人死亡。
秦子衡，夺运阵害人无数，行贿七名官员。
玄门九派在京城的保护伞名单——六个名字，后面跟着职务和受贿金额。
我翻到最后一页，手指停住了。
那里写着一句话，字迹比我爸平时写的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的——
“晚棠，如果你看到这些，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这些证据，足以让玄门九派所有人坐牢。但你要记住，证据只是工具。真正重要的，是你想用它们做什么。”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周叔叔，”我抬起头，“我爸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交出去？”
周远山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你爸后来才知道，他要告的人，比他想象的势力大得多。上面的人、下面的人、中间的人，全是一张网。你把证据交出去，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给周远山，让他‘管好自己的嘴’。”
“我爸那时候……”
“你爸那时候已经知道活不长了。”周远山的声音低下来，“他最后一次来找我，把笔记本交给我，说‘老周，这个你替我保管。等晚棠长大了，能自己拿主意了，再给她。’”
“我问他要等到什么时候，他说——‘等到她不再相信正义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周远山看着我，目光很复杂。
“你爸的意思是，等你明白了正义不是靠别人给的，是要自己争的，那时候你就准备好了。”
我把笔记本合上，握在手心里。
“周叔叔，我爸还留了别的东西吗？”
周远山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黄铜的，系着一根红绳。
“你爸在京城有一套房子，二环内，老小区。钥匙在我这里，他让我转交给你。”
“房子？我怎么不知道？”
“你爸买的，写的是你的名字。”周远山把钥匙放在桌上，“他说，万一有一天你在京城没地方去，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看着那把黄铜钥匙，红绳已经有点褪色了。
“他在京城待过很久？”
“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在查玄门九派的事，不敢回青山县，就住在那个房子里。”周远山顿了顿，“你妈也去过。”
我妈。
我从来没听人提起过我妈的事。
“周叔叔，我妈是什么样的人？”
周远山沉默了一会儿。
“很漂亮。很倔。你爸做什么她都支持。你爸说要查玄门九派，她说好。你爸说可能有危险，她说不怕。你爸说要来京城，她说我跟你去。”
“后来呢？”
“后来你妈怀了你，就回青山县了。”周远山看着窗外，“那是她最后一次来京城。”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程越在旁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开口了。
“周先生，那套房子的具体地址在哪？”
周远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程越。
“二环里，东四条胡同，十七号。三楼，302。”
程越接过去，看了一眼，收好。
“苏小姐，”他说，“要去看看吗？”
我想了想。
“去。”
周远山送我们到门口。
“苏丫头，”他说，“你爸这辈子，救了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你是他最大的牵挂。”
“我知道。”
“有事给我打电话。”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名字和电话，没有头衔。
我接过来，装进口袋。
出了远山堂，胡同里还是那么热闹。卖糖葫芦的推着车吆喝，一群小孩子围着吹糖人的摊子。
程越打了辆车，报了东四条胡同的地址。
“二环里的老房子，”他说，“现在至少值十几万一平。”
“我爸买的时候应该不贵。”
“那也不便宜。你爸挺有钱的？”
“不知道。”我说，“他从来不跟我谈钱。”
车子开了半个小时，钻进一片老居民区。胡同窄，车进不去，我们在路口下了车。
东四条胡同，十七号。
是一栋六层的老楼，灰白色的外墙，有些地方的墙皮掉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楼下停着几辆电动车和自行车，电线像蜘蛛网一样从楼上拉下来。
三楼，302。
我用钥匙开门，锁有点涩，拧了好几下才开。
推门进去，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两室一厅，不大，但格局方正。客厅里有一张沙发，罩着白布，落了厚厚一层灰。茶几上放着一个搪瓷杯子，杯子里还有干了的茶渍。墙上挂着一幅日历，翻到的那一页是二十年前的某一天。
时间在这里停住了。
程越站在门口，没进来。
“你进去看看，我在外面等你。”
我走进去，地板在脚下吱呀作响。
卧室里有一张床，铺着格子床单，叠得很整齐。床头柜上放着一本书——《周易》，书页发黄，折了一个角。
另一间是书房。
书桌上堆着几本笔记和文件，一支钢笔没盖帽，干了的墨水在桌上留下一团黑色的印子。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
里面有一个信封，牛皮纸的，上面写着四个字——“晚棠亲启”。
我爸的字。
我把信封拿出来，拆开。
里面是一张纸，对折着。展开，上面只有几句话——
“晚棠，这间房子留给你。不是让你住的，是让你记住。记住苏家的人曾经在这里活过，记住他们做过的事，记住他们为什么死。”
“你妈走的那天，在这间屋子里给你织了一件毛衣，红色的。她说你穿红色好看。毛衣在衣柜最上面那层，你找找。”
“爸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就是娶了你妈。第二对的事，就是有了你。”
“别哭。苏家的人不哭。”
我拿着那张纸，站了好一会儿。
我拿起来，凑近闻了闻。
二十年前的毛衣，早没了味道。但摸上去还是软的，毛线还是暖的。
我把毛衣叠好，放进包里。
程越在外面喊了一声：“苏小姐，好了吗？”
“好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书房。墙上的日历，书桌上的笔记，窗台上的灰。
关上门，锁好。
下楼的时候，程越在单元门口等我。
“找到什么了？”
“一件毛衣。”我说，“我妈织的。”
他没再问。
我们走出胡同，阳光很好。胡同口有一棵老槐树，树荫底下坐着几个下棋的老头，旁边趴着一只黄猫。
元宝在猫包里叫了一声，那只黄猫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又趴下了。
“接下来去哪？”程越问。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玉佩，温温的。
“怎么用？”
“你说过，正义不是别人给的，要自己争。”我看着程越，“你是律师，你应该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变成能杀人的刀。”
程越沉默了两秒，点了点头。
“交给我。”
我们在胡同口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带着槐花的味道，甜的。
我深吸一口气。
京城，到了。
该干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