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夏天热得人喘不过气，工地上的铁架子晒得烫手，空气里弥漫着水泥灰和汗味。棒梗光着膀子，肩上搭着一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弯腰搬起一摞砖，码在推车上。他的皮肤晒得黝黑，头发乱糟糟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脸上全是灰，眼睛空洞洞的，像两口枯井。手上的茧子厚得像牛皮，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洗不掉了。他今年四十多了，看着像六十，腰弯了，背驼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右腿是在工地上被钢管砸的，包工头赔了两千块，打发了事。
“贾梗，你又偷懒，不想干滚蛋！”工头站在脚手架下面，叉着腰，嗓门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棒梗没说话，低着头，把推车推到升降机前，一摞一摞地把砖搬上升降机。动作慢，但没停。旁边的工友老赵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棒梗，你得罪工头了？他这几天老找你茬”。棒梗摇了摇头，说“没有”。老赵叹了口气，说“忍忍吧，这年头，有活干就不错了”。
中午歇工，工人们蹲在墙根底下吃饭。饭是自己带的，馒头咸菜，有的连咸菜都没有。棒梗从兜里掏出两个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他掰开，塞进嘴里，嚼着，咽下去。老赵凑过来，从自己的饭盒里夹了一筷子咸菜，放在他馒头上，说“吃点菜，别光啃馒头”。棒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咸菜裹在馒头里，吃了。
“棒梗，听说北京有个国栋集团，造出汽车了，老板姓林，跟你是老乡。”老赵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下午的太阳更毒了，晒得人头皮发麻。棒梗搬了一下午砖，肩膀磨破了皮，汗水流进去，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没停，一摞一摞地搬，一趟一趟地跑。工头站在阴凉处，手里拿着扇子，扇着风，看着他，嘴角撇了一下，没说话。
晚上收工，工人们回到工棚。工棚是活动板房，十几个人挤一间，空气污浊，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棒梗打了盆水，洗了脸，洗了脚，躺在硬板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床头一直延伸到床尾。他盯着那道裂缝，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老赵说的话——“国栋集团，老板姓林，跟你是老乡。”他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不想认，也认不起。
他想起小时候偷鸡蛋的事，趴在鸡窝边，手伸进去，摸到一个温热的鸡蛋，攥在手心里，心跳得厉害。他想起林国栋抓住他的样子，那双眼睛冷冷的，像冬天的风。他想起他妈跪在地上求饶的样子，鼻涕一把泪一把，喊着“林国栋，你放过孩子吧”。他想起少管所的铁门，想起监狱里的硬板床，想起那些噩梦般的日子。他恨林国栋，恨得骨头疼。但他没办法，他斗不过他。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是旧的，棉絮硬邦邦的，盖在身上不暖和。他懒得换，也没钱换。眼泪从眼角淌下来，流到枕头上，湿了一小块。他没出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在黑暗中舔着自己的伤口。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了这一步，也许从偷鸡蛋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不怪别人，只怪自己。
同屋的工友打起了呼噜，有人磨牙，有人说梦话。棒梗睁着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盯着那道裂缝，心里说——林国栋，你赢了。你赢了，我输了。他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淌下来，流到枕头上，湿了一大块。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棒梗就起了床。他叠好被子，洗了脸，穿上那双破胶鞋，出了工棚。工地上已经有人了，工头站在脚手架下面，手里拿着考勤本，喊着名字。棒梗走过去，工头看了他一眼，在本子上打了个勾，说“今天去搬钢筋”。棒梗点了点头，走到钢筋堆前，弯腰扛起一根钢筋，往施工区走。钢筋沉得他肩膀发颤，但他没吭声，一步一步地走。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走得很慢，但没停。他知道，他不能停，停了就再也起不来了。他得活着，活着才有希望。他不知道希望在哪，但他得活着。他扛着钢筋，一步一步地走，走进那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消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