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家的灯还是那盏节能灯，白得刺眼，照着桌上那个铁盒子。二狗把铁盒打开，把账本和照片一样一样摆在桌上，摆了一排。账本很厚，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上头写着“流水”两个字，毛笔的，字迹工整。照片有十几张，黑白的彩色的都有，有些发黄了，有些还新，时间跨度从九五年到二四年。
刘三娘坐在椅子上，脚脖子肿得跟馒头似的，脸上有泥有泪，泥被眼泪冲出了两道白印子。她从坟坑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是土，现在土干了，一拍就掉灰。二狗站在桌边，胳膊上的伤口又裂开了，血从纱布里头渗出来，他没顾上。红姐从灶台后头走过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拿起账本，翻了几页，开始念。
她的声音沙哑，像嗓子眼里糊了一层砂纸，但每个字都念得很清楚，像是早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一九九八年三月，赵大彪、孙国良、赵德厚，在赵家沟窑厂第一次制毒，产量五公斤，由孙国良运往省城交给周天盛。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二次制毒，产量十公斤。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三次，产量二十公斤。二〇〇三年六月，第四次，产量三十公斤。”
红姐翻了一页，继续念。她的手指在发抖，抖得账本哗啦哗啦响，但她的声音没抖。
“二〇〇五年八月，赵家沟窑厂塌方，致三人死亡。死者赵德顺、王建国、刘老三。赵大彪赔偿每家两万，赵德厚压住不报。二〇〇七年四月，沈建国发现古墓秘密，赵大彪将其打晕，埋入赵德茂棺材内。二〇〇九年六月，赵德蔫收集证据准备报警，赵大彪、孙国良、赵德厚合谋，下毒害死赵德蔫，伪装成醉酒摔死。”
二狗的手攥紧了，指甲掐进手心里。赵德蔫是他爹，沈建国也是他爹。两个爹，都死在这本账本上记着的那几个人手里。
“二〇一一年八月，记者林若飞来赵家沟调查，被孙国良带人杀害，尸体埋在后山。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四年，制毒从未间断，产量累计超过两吨，通过周天盛的渠道销往省城及周边城市。”
红姐念不下去了。她把账本放在桌上，手在发抖，抖得账本都拿不住了。她点了一根烟，叼在嘴里，吸了一口，烟雾从她鼻孔里喷出来，在白色的灯光下慢慢散开。
沈诗语拿起一张照片，是那张沈建国和赵老蔫的合影。她盯着照片上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看了好几秒钟，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的，滴在照片上，洇开一小片。
“我爸和赵老蔫是结拜兄弟。”沈诗语的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赵大彪为了古墓里的东西，把我爸推下山崖。赵老蔫想报警，被赵大彪下毒害死了。我那时候才三岁，什么都不懂，红姐把我养大，供我读书。我一直以为红姐是我妈，后来才知道不是。”
红姐没说话，叼着烟，眼睛看着天花板，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二狗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三条红绳——一条三股辫的红绳会红绳，一条从赵德茂棺材里取下的五股辫褪色红绳，一条新系上去的红绳会红绳。三条红绳挤在一起，粗粗细细的，颜色深浅不一。
“赵大彪是谁杀的？”二狗的声音不大，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屋子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节能灯镇流器的电流声，吱吱的，像蚊子在叫。能听见墙上钟表的秒针咔嗒咔嗒走。能听见红姐嘴里的烟燃烧时细微的噼啪声。
红姐把烟掐灭了，烟头在烟灰缸里摁了好几下，摁得烟丝都碎了。她抬起头，看着二狗，眼睛里头有泪光，但没掉下来。
“是我。”红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我用鱼线勒死了他。那天晚上他喝醉了，倒在床上跟死猪一样。我找了根鱼线，套在他脖子上，勒了三分钟。他连挣扎都没挣扎，就那么死了。”
二狗盯着红姐，盯了好几秒钟。他想起孙国良在崖顶上说的话——“红姐那个蠢女人，她以为自己勒死了赵大彪，其实赵大彪当时已经被我下了药，跟死猪一样躺在那里。”他想起赵铁柱在村委会后院说的话——“上次赵大彪的事不就是他干的吗？”
“但赵大彪死之前被下了药。”林若兰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上。她靠在墙上，胳膊上有一道新伤口，血已经干了，结了一条暗红色的痂。她的脖子上还缠着纱布，白得扎眼。“是孙国良下的药。红姐勒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所以严格来说，赵大彪的死，孙国良也有一份。”
红姐愣了一下，看着林若兰，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二狗没说话。他拿起账本，一页一页地翻。那些数字、日期、人名，一笔一笔的，像一把把刀，扎在他心口上。
屋子里又安静了。沈诗语还在哭，但哭得很小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淋了雨的猫。刘三娘坐在椅子上，脚脖子上的毛巾已经凉了，她没换，就那么敷着，眼睛盯着桌上的照片，一动不动。红姐又点了一根烟，叼在嘴里，烟雾在她脸上缭绕，遮住了她的表情。
二狗把账本合上，放在桌上，手按在封面上。牛皮纸的封面磨得发亮，边角卷起来了，上头沾着不知道是谁的指纹。
“账本和铁盒里的证据，足够让赵德厚、孙国良、周天盛都坐牢。”二狗抬起头，看着红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但红姐，你杀了人，也要承担责任。”
红姐没说话，叼着烟，点了点头。点得很慢，一下，两下，三下，像是脖子上的骨头在响。
“我知道。”红姐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窗户纸，“等事情了结，我去自首。赵大彪害死了我第一个男人，又害死了沈建国和赵老蔫，他该死。我忍了二十年，忍够了。我不后悔。”
她看着二狗，眼神里有歉意，也有释然。歉意是对二狗的，释然是对自己的。
林若兰从墙上撑起来，走到桌前，翻开账本的最后几页，指着一行字给二狗看。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划过，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
“你看这里——‘周总在省城花园路有一处会所，专门用来接待官员和洗钱，所有账目都锁在会所地下室的保险柜里。’孙国良跑了，带着周天盛给的钱跑了。账本里提到，周天盛在省城还有一个会所，那里藏着更多证据。”
“你怎么知道周天盛？”二狗的声音不大，但问得很直接。
“我说过，我是卧底。省城刑警队的。”林若兰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我查周天盛查了两年了。这个会所，我盯了半年，但一直没找到证据。账本里的这句话，就是证据。”
二狗看着那个警官证，看了好几秒钟。照片上的林若兰穿着警服，头发扎着，没有眼镜，眼睛很亮。他抬起头，看着面前这个脖子上缠着纱布、胳膊上带着伤、脸上还有灰的女人，她还是没有眼镜，眼睛还是亮的，跟照片上一样。
“你眼镜呢？”二狗问。
二狗把警官证合上，推回给她。林若兰收起来，揣进内衣里。
红姐把烟掐了，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了一眼。外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远处的狗不叫了，村子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座坟。
“天快亮了。”红姐说，“二狗，你带着账本和U盘，天亮就走，去省城，找检察院。这些东西，不能再等了。”
二狗把账本和U盘装进铁盒里，用布包好，塞进怀里。怀里的东西又多了一样，鼓鼓囊囊的，沉甸甸的，压得他胸口发闷。
他站起来，看了看红姐，看了看刘三娘，看了看沈诗语，看了看林若兰。四个女人，四双眼睛，都看着他。
“等我回来。”二狗说。
没人回答。
窗外的天边，开始泛白了。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布，又像一张没有写字的白纸。公鸡叫了第一声，声音尖得刺破晨雾，在村子里头回荡。
二狗推开门，走了出去。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没回头，也没停，走进了灰蒙蒙的晨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