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驿站的人送来的，灰色的信封，上面贴着一张日本的邮票，邮票上印着樱花。尚健接过信的时候，看到信封上写着“冲绳藩王府”，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手在发抖的时候写的。他翻过来看了一眼封口，封口用米糊粘着，米糊已经干了，翘起一个角，能看到里面折了两折的信纸。
尚泰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琉球旧记》的手稿。他已经很久没有写新的内容了，一直在修改前面写过的章节，改来改去，改去改来，有些段落改了七八遍还是不满意。不是写不好，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写琉球的历史，写到“朝贡”的时候，笔就停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朝贡关系——清国不理琉球了，琉球也去不了清国了，朝贡断了，五百年的规矩，断在他这一代。
尚健把信递过去。
“长崎来的。范德贝克。”
尚泰接过信，用小刀挑开封口，抽出信纸。纸很薄，透光，上面写满了字，不是荷兰文，是汉文。范德贝克的中文一直写得不怎么样，笔画歪歪扭扭的，有些字缺胳膊少腿，但能看出来写了很久，写得很认真。
“王上，我要走了。回巴达维亚，以后不会再来了。琉球的事，我帮不上忙，抱歉。”
尚泰的手指在“抱歉”两个字上停了一下。这两个字写得很重，笔画比旁边的字粗了一倍，像是写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笔尖差点把纸戳破。
他继续往下看。
“日本政府说我搞间谍活动。我没有搞间谍活动。他们知道我来见过王上，他们不高兴。不高兴就要赶人走。长崎我住了三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卖鱼的、开饭馆的、做翻译的。走之前跟他们告别，卖鱼的老张送了我一条鱼，开饭馆的老李请我吃了一顿饭，做翻译的小林帮我拎了一路的箱子。王上，琉球也是一样。我在琉球住了二十年，走的时候没有人送我。不是因为不想送，是因为送不了。”
尚泰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当年我说琉球是路过的一个小点。船停一下，加个水，补点吃的，就走了。不会多留。王上，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小点上有活生生的人。老张、老李、小林，他们都是小点上的人。琉球也是。王上也是。”
信的最后一行字写得很小，挤在纸的边缘，像是没地方写了。
“王上，保重。”
没有署名。尚泰把信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他把信纸放在桌上，看了很久，久到尚健从身后探过头来，想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哥哥，范德贝克说什么？”
“他说他要走了。回巴达维亚。以后不会再来了。”
尚健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一个愿意帮我们的人也走了。”
尚泰把信纸折好，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琉球旧记》的手稿放在书架的最上层，旁边是一只木匣，木匣里装着父亲的帛书、李鸿章的回函、向德宏的信。他把范德贝克这封信夹进手稿的夹层里，合上书，放回书架。
“还有我们自己。”
“自己在东京像笼中鸟，能做什么？”
尚泰没有回答。他站在书架前，手指在书脊上轻轻划过。书架上有很多书，汉文的、日文的、荷兰文的。荷兰文的书是范德贝克送他的，一共五本，都是他在长崎的时候从旧书摊上淘的，托人带到了东京。尚泰看不懂荷兰文，但他留着这些书，因为书脊上写着范德贝克的名字，用荷兰文写的，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条小蛇。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新的空白册子。
他写的是琉球语，不是汉文，不是日文，是琉球语。那些字母弯弯曲曲的，像蚯蚓爬过的痕迹，跟他三岁的时候在首里城地板上数的那些木纹一样，弯弯曲曲的，没有一条是直的。
“琉球旧记”四个字。
不是第一次写这四个字了。他写过很多次，写在不同的纸上，用不同的笔，在不同的地方。但这一次，他写得格外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在刻字，不是在写字，笔尖压进纸面，压出一道深深的沟痕，从背面摸上去能摸到凸起的笔迹。
尚健站在哥哥身后，看着那四个字，没有说话。他把记录本从袖子里掏出来，翻到最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哥哥的背影。
“从今天起，不求人了。”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四个字。
“我要把琉球的一切写下来。写下来，就不会丢。”
尚健把记录本塞回袖子里，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窗外的天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往南飘。东京的街道上传来车马声，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咕噜咕噜的，跟首里城的海风声不一样。首里城的声音是沙沙沙的，像有人在远处拍手。东京的声音是咕噜咕噜的，像有人在肚子里叫。
“哥哥，琉球的一切，你都记得吗？”
尚泰把空白册子翻到第一页，提起笔。笔尖蘸了墨，墨很浓，在笔尖上聚成一滴，悬着，快要滴下来。
“我记得。”
他落笔了。
长崎港，下午。
范德贝克站在码头上，手里提着一只旧皮箱。皮箱是棕色的，边角磨破了，拉链坏了，用一根绳子绑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西装很旧，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左腿瘸了，站久了就疼，他把拐杖夹在腋下，用右腿撑着身体的重量。
舢板在码头边等着，船夫是个年轻人，皮肤晒得黝黑，嘴里叼着一根烟，不耐烦地看着他。
“走不走？”
舢板离岸了。船夫撑着篙，一下一下的，舢板慢慢驶离码头。范德贝克坐在舢板上，看着长崎的街道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老张还站在街口，手里的鱼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看不清老张的脸了，但他知道老张还在看他。
他低下头，摸了摸西装的口袋。口袋里有一张纸，折了两折，是他在长崎写的最后一封信的底稿。信是写给尚泰的，写了好几天，改了好几遍，最后定稿的时候手在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比平时还难看。他把底稿掏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舢板靠上了商船。他站起来，抓住绳梯，往上爬。爬了两步就爬不动了，左腿使不上劲，整个人挂在绳梯上，像一条被晾在架子上的咸鱼。船上的人扔下一根绳子，他抓住绳子，被人拽了上去。
他站在甲板上，扶着船舷，大口大口地喘气。商船的甲板比码头的石板硬多了，他的拐杖在甲板上笃笃笃地敲了三下，才稳住身子。
船开了。
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长崎港越来越远。码头变成了一个灰点，街道变成了一条线，山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绿色。他看了很久，久到船驶出了港口，久到长崎的陆地消失在海平线上，久到海面上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水。
他转过身，走进船舱。船舱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把皮箱放在床上，在桌前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底稿，又看了一遍。
“王上，我要走了。回巴达维亚，以后不会再来了。”
船舱外面，海风很大，吹得船帆啪啪作响。船身摇晃着，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一只巨大的摇篮。他趴在那里，听着船底的浪声，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跪坐在首里城的书房门口，穿着琉球式样的宽袖长袍，弯腰的时候脑袋差点撞到书架的横梁。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坐在桌前，看着他的蓝眼睛，问他：“我能摸摸吗？”
他闭上眼睛。
船继续往南。往巴达维亚的方向，往赤道的方向，往永远也看不到琉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