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泰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向德宏跪在书房门口。不是跪坐，是双膝着地，额头贴着地板，整个人伏在那里，像一截被风吹倒的老树。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雪白，白得像冬天的霜。腰已经弯了，弯得很厉害，伏下去的时候背脊拱起来，像一座小小的坟。尚泰放下笔，看着他，看了几秒。
“起来说话。”
向德宏没有动。额头还贴着地板，声音从地上传上来，闷闷的，沙哑的，像是砂纸在磨木头。
“王上，让老臣再去一次清国。”
尚泰沉默了很久。
“不用去了。清国不会帮我们。”
向德宏抬起头。他的脸老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眼袋很大，眼睛下面青黑一片，眼皮耷拉着，但眼睛还是很亮，亮得不正常，像是在里面烧着什么。
“不去怎么知道不会？”
尚泰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知道向德宏说的是对的——不去怎么知道不会？但他也知道，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第一次去，李鸿章说“力不从心”。第二次去，总理衙门说“容缓再复”。第三次去，连“容缓再复”都不会有了。也许连门都进不去。也许连衙门都找不到。也许到了福州，连石狮子都换了。
“王上，老臣五十五了。再过几年想去也去不了。这是最后一次。”
尚健从窗边走过来，站在向德宏身后。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他把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记录本，没有拿出来。
尚泰看着向德宏花白的头发。那些头发一根一根的，白的，粗的，硬的，像是从雪地里拔出来的枯草。他想起二十七年前，在首里城的御书房里，向德宏第一次跪在他面前。那时候向德宏三十岁，头发乌黑，面容刚毅，跪在那里，说“只要有一线希望，臣就去”。他当时觉得这个人像一块石头，硬得掰不动。现在这块石头还在，还是那么硬，但已经被风吹雨打得变了形状。没有碎，但棱角磨圆了，表面斑驳了，颜色褪了。
他闭上眼睛。
书房里很安静。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灯芯结了一小块碳，光暗了暗，又亮起来。窗外传来梅树被风吹动的声音，沙沙沙的，跟首里城那棵珊瑚树的声音一模一样。风从南边来，带着煤烟的味道，但闭上眼睛的时候，闻到的好像是海水的咸味。
“去吧。”
向德宏的身子震了一下。
“但答应我一件事——活着回来。”
向德宏低下头，额头重新贴到地板上。咚——第一下。额头撞在木地板上，声音很沉，像石头掉进水里。咚——第二下。咚——第三下。三下，一下比一下重，最后那一下，额头贴在板上没有抬起来。
“老臣……记住了。”
他的声音在发抖，每个字的尾音都颤，但三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尚泰看着那个伏在地上的背影，那个拱起来的背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短褂，那两条撑在地上的胳膊，那双骨节凸出的手。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手，也是这样的，瘦得像竹竿，按在他手腕上像一把铁钳。
“哥哥，他不会回来了。”
尚泰没有回答。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桌上，拿起那支笔。笔尖上的墨干了，他蘸了蘸砚台里的残墨，提起笔，悬在纸上。手没有抖。他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放下笔，看着那几行字。
“明治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向德宏三赴清国。年五十五矣。余告之曰：活着回来。彼应曰：记住了。然余知其难。福州之途，千里万里。清国之心，冷如冰霜。然彼非为结果而往，为不负此生而往。”
尚健站在窗边，看着院子。梅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枯黄，风一吹就打旋。他摸着腰间的玉璧，玉璧温温的，贴着手心。他想起了向德宏第一次去福州的时候，他十四岁，跟着去了，被萨摩关在鹿儿岛的小屋里，每天数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时候他觉得向德宏是铁打的，不会老，不会累，不会怕。现在他知道，向德宏也是肉做的，也会老，也会累，也会怕。但他还是去了。
“哥哥，他真的会回来吗？”
尚泰没有停笔，声音从纸页后面传出来，不大，但很清楚。
“他会回来的。活着回来。”
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沙沙沙。煤油灯的火苗稳住了，光很亮，照在尚泰专注的脸上，照在那张刚写满字的纸上，照在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上。院门外的脚步声已经听不见了，但尚健还站在那里，看着门，好像向德宏还会从门外走进来，说一句“王上，老臣回来了”。
门没有开。风吹着梅树，几片叶子从枝头飘下来，落在石板上，落在石凳上，落在那只倒扣的茶杯上。尚健从窗边转过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那捆旧文书，解开细绳，一份一份地翻看。他翻得很慢，每一份都看得很仔细，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尚泰抬起头，看了弟弟一眼，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继续写。书房里的灯亮着，光很稳，不晃不动。向德宏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一步一步，背脊挺得笔直。他的影子在月光下拖得很长，像一根歪歪扭扭的线，伸向远方，伸向福州的码头，伸向那个他跪了两次的地方。他会跪第三次。不管门开不开，不管有没有人出来，不管等到什么时候。他会跪在那里，跪到膝盖烂掉，跪到太阳落山，跪到没有人记得他为什么跪在那里。
但他还是会去。因为他说过——只要有一线希望，臣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