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声音不对。不是平常那种车马声、叫卖声、孩子的哭声，是另外一种声音，更尖，更亮，更吵。有人在喊“万岁”，一声接一声，像海浪拍过来，一波一波的。尚典站在宅邸门口，手里攥着报纸，头条上写着几个大字——“日俄开战”。字是黑体，很大，很粗，像刀砍出来的。他看了几遍，把报纸折好，塞进袖子里。
尚顺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那本琉球语入门课本，翻到第十五页。他跑到父亲身边，顺着父亲的目光看向巷口。巷口有人在跑，有人在喊，有人举着旗子，旗子上画着太阳，红红的，像一摊血。他看不懂那些人在干什么，但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表情不对。父亲的脸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东西，不是害怕，是别的什么。
“爸爸，外面怎么了？”
“日本和俄国打起来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尚典低下头，看着儿子。尚顺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被擦过的石子。他看了几秒，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头。
“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我们有间接影响。”
尚顺歪着脑袋，想了想。
“什么叫间接影响？”
尚典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回院子里。尚顺跟在后面，木屐踩在石板上，嗒嗒嗒的。院子里的梅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嫩绿色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在风中摇晃。石桌上那只倒扣的茶杯还在，杯壁上那道缺口在阳光下泛着白。尚典在石凳上坐下来，把报纸从袖子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这次看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看，连那些小字也看。他看到了“旅顺”“奉天”“日本海”，看到了“举国一致”“皇国兴废”“一死奉公”。他把报纸放在石桌上，抬起头看着天。
天很蓝，几朵白云慢悠悠地往南飘。跟昨天一样，跟昨天之前的每一天一样。但他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战争的齿轮开始转了，转起来就会碾碎很多东西。人命、家庭、国家，碾碎了就拼不回来了。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把琉球碾成什么样，但他知道，这是机会。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抓不住就没了。
第二天，宅邸门口的看守从四个减到了两个。两个都是老人，一个六十多岁，一个快七十，站一会儿就要坐下来歇歇。他们不再监听屋里的谈话了，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听不见了。耳朵背了，凑到窗户上也听不清，索性不听了。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等换班。尚典给他们端茶，他们接过来喝一口，说谢谢，用日语说的。尚典用琉球语回不客气，他们听不懂，笑了笑，继续打盹。
周日，院子里来了二十多个人。比之前多了好几个，有新面孔，也有老面孔。老面孔是那些一直来的人，新面孔是听说消息后第一次来的。他们挤在梅树下，坐在石凳上，坐在廊下，坐在石板上。老妇人抱着三线，弹起了《海风》，曲子很快，很急，像是在催人赶路。有人跟着唱，有人闭着眼睛听。唱的是琉球的古歌，有些歌尚顺听不懂，但他跟着哼，哼着哼着就会了。
尚典站在廊下，看着那些人。他看着那个弹三线的老妇人，她的手指已经不太灵活了，有些音按不准，但她还在弹。弹了一辈子了，弹到手指变形，弹到琴杆磨得发亮。他看着那个闭着眼睛唱歌的中年男人，他的嗓子已经哑了，高音上不去，但他还在唱。唱了一辈子了，唱到嗓子哑了，唱到牙齿掉了。他看着那些坐在石凳上晒太阳的老人，他们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很深，腰弯了，腿疼了，但他们还在。在就不会散。
“战争期间他们顾不上我们。这是机会。我们可以多抄书、多传人。”
人们安静了下来。老妇人的三线停了，中年男人的歌声停了，晒太阳的老人睁开了眼睛。他们看着尚典，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害怕，是希望。希望亮了就不会灭。
“典，你说怎么做。”
“每周增加两次集会。周二、周四、周六晚上。抄书的人多找几个，每人抄几页，散出去。”
人们点了点头。没有人反对，没有人说怕。怕也没用，怕了就不做了？不做就没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从那天起，宅邸里的灯亮得更久了。周二晚上亮，周四晚上亮，周六晚上也亮。煤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在院子里画出一块一块的亮斑。人们在屋里抄书，一人一盏灯，一人一支笔，一人一叠纸。抄得很慢，但很认真。有人抄错了，揉掉重来。有人手酸了，甩一甩继续。有人眼睛花了，揉一揉再看。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停下来。
尚顺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那本琉球语入门课本，翻到第二十页。他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那些人，看一会儿父亲。父亲坐在桌前，手里握着笔，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的。他在抄《琉球旧记》的副本，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尚顺看着父亲写字的样子，想起了爷爷。爷爷也是这样的，坐在桌前，握着笔，低着头，背脊挺得很直。爷爷用的是左手，父亲用的是右手。但样子是一样的。背脊直，头低，手稳。
深夜，人们陆续走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木屐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的，消失在巷口。老妇人最后一个走，抱着三线，走到门口，回过头，看了尚典一眼。
“典，你瘦了。多吃点。”
“吃了。每天都吃。”
老妇人摇了摇头，转过身，走了。
尚典关上门，插上门闩。他走回书房，在桌前坐下来。煤油灯还亮着，灯芯烧下去一截，光暗了。他把灯芯往上拨了拨，光又亮了。他铺开一张白纸，提起笔，蘸了墨，开始抄写。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像他父亲当年用左手写的字——不，像他父亲用右手写的字。父亲用右手写的时候，字是端端正正的。后来右手废了，用左手写，字歪了。但他抄的是父亲用右手写的原稿，字端端正正。他要让这些字传下去，端端正正地传下去，不歪，不乱，不缺。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书桌上，照在纸上，照在他握笔的手上。他写得很慢，但不停。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父亲。父亲在东京的书房里，也是听着这个声音，用左手写字。写了十几年，写到手指伸不直，写到腿废了。他没有写完，但他写完了该写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了。
现在轮到他了。
他低下头，继续写。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不，他的头发还没有花白。他才三十二岁。但鬓角已经有几根白发了。不是老，是熬。熬了两年了，从叔叔离开的那天就开始熬。熬到消息来，熬到人回来。他等得住。等不住也得等。等了就会有结果，结果不管是好是坏，总比没有结果强。
他写完了一页，把纸放在旁边，拿起新的一页。他看了看窗外的天，月亮从东边升到屋顶上方，又从屋顶上方移到西边。他不知道自己写了多久，只知道手酸了，眼睛花了，脖子僵了。但他没有停。不能停。停了就写不完了。写不完了就传不下去了。传不下去了琉球就真的亡了。
他咬着牙，继续写。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的。风吹过来，吹动了窗棂，吱呀吱呀的，像有人在说话。他听着那个声音，嘴角带着微笑。不是高兴，是觉得有人在陪他。也许是父亲，也许是叔叔，也许是那些在琉球深山里抄书的人。陪他就不会孤单，不孤单就能撑下去。撑下去就有希望，希望不会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