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了。不是丢了，是发出去了。一本一本，像鸟一样飞出去，飞到东京的各个角落，飞到琉球人藏身的阁楼里、地板下、灶台后面。尚典坐在桌前，面前堆着十几本手抄的《琉球旧记》副本，一本一本地检查。封面是蓝布的，书脊上贴着标签，写着卷数。他翻开第一本，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他点了点头，放在右边。又拿起第二本，翻开，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这一本的字迹潦草一些，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但没有漏字，没有错页。他点了点头，放在右边。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他一本一本地看，看到眼睛花了，就揉一揉，继续看。
尚顺坐在角落里，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册子，手里握着笔，在抄写简单的段落。他八岁了，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他抄的是琉球的地理，首里城的朝向，那霸港的水深，珊瑚树为什么往东南方向倾斜。这些段落他抄了很多遍了，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但他还是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力透纸背。
“爸爸，我抄完了一页。”
尚典接过来看了看，点了点头。
“好。继续。”
尚顺低下头，继续写。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
院子里，几个琉球人正在排队。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叠空白的纸，等着领取抄写任务。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最前面，穿着破旧的和服，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茧子。他是码头的搬运工，白天扛货，晚上抄书。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烧。
“典哥，这次给我多几页。我晚上睡得少，能多抄。”
尚典看着他，看了几秒。
“五页。抄完了来换。”
“十页。我能抄完。”
尚典想了想，从桌上抽了十页，递给他。搬运工接过去，折好，塞进怀里。
“三天后还。”
他转过身，走了。木屐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的，声音很脆。
后面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深蓝色的花衣裳，头发挽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别着。她是新垣花的妹妹，新垣梅。姐姐跟着尚健学了琉球语，现在轮到妹妹了。她接过五页书稿，折好，塞进袖子里。
尚典的手停了一下。
“她还说什么了？”
“她说，书还在。人还在。琉球还在。”
尚典的眼泪流了下来。不是哭，是流泪。他没有擦，让眼泪流着。新垣梅看着他，没有说话。她鞠了一躬，转过身，走了。
两个月。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两个月里，他们凑出了十几套《琉球旧记》的完整副本。每套十三卷，每卷一百多页，抄得工工整整。尚典一本一本地检查，一本一本地装订。针线是现成的，锥子、棉线，锥子扎孔，棉线穿过去，拉紧，打结。他做得很慢，每一个孔都扎得很准，每一针都拉得很紧。他知道这些书会被带回家，藏在地板下、藏在壁橱里、藏在米缸后面。不会被发现，被发现也不怕。抄了这么多本，总有一本能留下来。留下来就不会丢。
“今天又发出去了五套。这些书会像种子一样散落在东京各个角落。总有一天会发芽。”
他合上尚健的手稿，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窗外，夕阳从西边照进来，照在书架上，橘红色的，很暖。书架上的书已经不多了，只剩最后几套。他看着那些书，嘴角带着微笑。不是高兴，是放心了。放心了就不会怕，不怕就能继续做。
尚顺走过来，站在父亲身边。
“爸爸，我们的书会被人看到吗？”
尚典低下头，看着儿子。
“会。总有一天。”
“什么时候？”
尚典想了想。
“也许十年后，也许二十年后，也许一百年后。但总有一天。”
尚顺点了点头。
“那时候我们还活着吗？”
尚典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不在了。但书在。书在就够了。”
尚顺没有说话。他走到书架前，拿起一本《琉球旧记》的副本，抱在怀里。书很厚，他抱得很紧，像是怕掉了。他抱着书走回角落，坐下来，翻开第一页，继续抄。笔尖在纸上移动着，沙沙沙的。他不问问题了，因为他知道答案了。答案在书里，在那些字里，在那些弯弯曲曲的笔画里。等他长大了，他会看懂。看懂了就不会忘。
晚上，院子里又来了人。这次不是来领书的，是来送书的。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布包鼓鼓囊囊的。他把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五本手抄的副本。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都不含糊，像印刷出来的一样。
“典，我抄完了。你看看。”
尚典拿起一本，翻了翻。
“好。很好。”
老人的眼泪流了下来。不是哭，是激动。
“我抄了一辈子字。以前给王府抄文书，现在给王上抄书。一样的。都是琉球的字。”
尚典看着他，看了很久。
“您以前在王府抄过文书？”
“抄了二十年。尚育王的时候，我就在了。后来萨摩来了，王府散了，我就回家了。回家种地，种了二十年。现在又抄了。抄了两个月，抄了五本。手酸了，眼睛花了，但心里踏实。”
“谢谢您。”
老人摆了摆手。
“不用谢。这是我该做的。”
他拄着拐杖，转过身，走了。木屐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的，声音很慢，很稳。
尚典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巷口。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书房。他把老人送来的五本书放在书架上，跟之前那些放在一起。书架又满了。但明天又会空，空了又会满。满了空，空了满，像潮水，像呼吸，像心跳。不会停。
深夜，尚典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尚健的手稿。他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又写了一行字——“明治三十七年夏，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发出了十几套书。叔叔，你在山里还好吗？我很好。顺儿很好。大家都很好。书也很好。”写完之后，他放下笔，合上手稿，把它放回箱子里。
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不，他的头发还没有花白。他才三十三岁。但鬓角的白发又多了几根。不是老，是熬。熬了两年了，从叔叔离开的那天就开始熬。熬到消息来，熬到人回来。他等得住。等不住也得等。等了就会有结果，结果不管是好是坏，总比没有结果强。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了，挂在梅树梢头，又大又圆，像一盏灯笼。月光照在院子里，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霜。他看了一会儿，关上门窗，吹灭了煤油灯。黑暗中，他站在书房里，听着窗外的风声。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春天的暖意，吹动了梅树的叶子，沙沙沙的。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父亲。父亲在东京的书房里，也是听着这个声音，用左手写字。写了十几年，写到手指伸不直，写到腿废了。他没有写完，但他写完了该写的。剩下的，是别人的事了。
现在轮到他了。他转过身，走出了书房。门在身后关上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木屐踩在地板上，嗒嗒嗒的，消失在走廊尽头。书房里空了。只有那摞书，只有那张空了的椅子，只有那盏灭了的灯。但灯还会亮，明天晚上还会亮。灯亮了，人就在。人在了，书就在。书在，琉球就在。不会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