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春天来得格外迟。
东京的樱花比往年晚了将近半个月，直到四月末才稀稀落落地开了几树。尚顺从院子里折了一枝，插在父亲床头的花瓶里，粉白的花瓣在晨光里显得单薄又脆弱。
尚典已经昏迷了两天。
呼吸很轻，轻到尚顺要趴在他胸口才能感觉到那微弱的起伏。老人的手搭在被子外面，骨节分明，皮肤薄得几乎透明，青色的血管像地图上的河流一样蜿蜒。尚顺把那只手握在自己掌心里，掌心的温度凉凉的，不像活着的人该有的温度。
“爸。”他哑着嗓子叫了一声。
没有回应。
窗外有鸟叫，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电车轨道的咣当声。这个城市照常运转着，丝毫不理会这间屋子里正在发生的事。
尚顺就那么跪在床边，膝盖下面是硬邦邦的榻榻米，硌得骨头生疼。他不记得自己跪了多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整天。时间在这种时刻变得很模糊，像被水泡过的墨迹，晕开成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他握着父亲的手，感觉那温度一点一点地流失。
像沙子从指缝间漏下去，抓不住，留不下。
清晨五点十七分，尚典的呼吸停了。
尚顺盯着父亲的脸看了很久。
老人面容安详，眉头没有皱，嘴角甚至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做了一个好梦。七十三年的颠沛流离，从琉球到东京，从王府的少爷到流亡的遗民，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垂垂老矣的病榻，一切都结束了。
尚顺没有哭。
他只是跪在那里，手里攥着父亲已经僵硬的手，脑子里一片空白。像是有人在他胸腔里塞了一团湿棉花，堵得他喘不上气，可又喊不出声。
过了很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他才终于哭了出来。
他哭到嗓子哑了，哭到眼泪干了，哭到最后只剩下干嚎，胸腔一抽一抽地疼，可眼睛里已经流不出任何东西。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
阳光照进来，落在尚典的脸上，老人的皮肤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蜡黄的色泽，那是死亡的颜色。
尚顺慢慢直起身，用袖子胡乱擦了把脸。他低头看着父亲，喉咙里堵着的那团棉花好像还在，但他已经能呼吸了。
他得做事了。
按照琉球的规矩，人死后要由至亲之人整理遗容。尚顺打了一盆温水，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仔仔细细地给父亲擦脸。毛巾从额头擦到下巴，从左边脸颊擦到右边脸颊，他擦得很慢，很轻，像是怕弄疼了老人。
擦完了脸，他打开衣柜，从最底层翻出了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长袍。
“这是王的东西。”尚典当时接过去，手指摸着那些针脚，眼眶红红的，“你妈说，让我替王收着。”
尚典收了三十二年，一次都没穿过。
尚顺把那件长袍抖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他把袍子铺在榻榻米上，把父亲身上那件旧睡衣解开，动作笨拙地给老人换上了这件新袍子。藏青色衬得尚典的脸色更白了，但那种白不是蜡黄的白，而是一种安静的、庄重的白。
尚顺退后一步，看着躺在榻榻米上的父亲，又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没有和尚念经，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送葬的队伍。
只有几个流亡的琉球人站在晨风里，沉默地看着那口棺材被土一点一点地盖住。有人哭了，有人没哭，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那不是悲伤，是比悲伤更沉重的东西，是一种被连根拔起、再也种不回去的绝望。
尚顺往坟上添了最后一锹土。
他拄着铁锹站在墓前，身后是那几棵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樱花树。东京的这片墓地葬着很多琉球人，有的是病死的老者，有的是难产死去的妇人，还有几个是受不了流亡生活自杀的年轻人。他们都来自那个回不去的岛，都死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爸。”尚顺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风吹散了，“你放心吧。书在我手里。我会守好它。”
他说完这句话，站了很久。
直到太阳西沉，暮色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他整个人裹进灰蓝色的暗影里。
夜晚。
尚顺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灯没开全，只点了一盏台灯，昏黄的光圈刚好照亮书桌那一小块地方。他拉开抽屉，拿出钥匙，打开墙壁上那个隐蔽的暗格。
暗格里躺着一沓厚厚的稿纸。
《琉球旧记》的原稿。
尚顺把稿纸取出来，放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翻。纸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上面是父亲一笔一划写下的字。汉字，假名，还有一些琉球特有的词汇。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有些地方有涂改的痕迹，有些地方用小字做了批注。
他翻得很慢。
灯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身后的墙壁上。那个影子看起来不像一个人，更像一座山，或者一棵树，扎根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怎么也挪不走。
书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沙沙，沙沙。
像风吹过甘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