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秋天，一个东京来的记者敲响了尚顺的家门。
记者姓田中，三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肩上挎着一台相机，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尚顺正在院子里浇花，听见敲门声，放下水壶，慢悠悠地走过去开门。
“请问是尚顺先生吗？”田中鞠了个躬，日语带着标准的东京口音，“我是《东京每日新闻》的记者，田中一郎。想采访您关于《琉球旧记》的事。”
尚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侧身让开了门。
客厅不大，朝南的窗户开着，阳光照在榻榻米上。尚顺请田中坐下，去厨房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田中面前，一杯自己端着。尚育从里屋出来，跟田中打了招呼，坐在父亲身后。
田中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录音笔，放在桌上，又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看了看尚顺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尚先生，我可以录音吗？”
“录吧。”尚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田中按下录音键，翻开了笔记本。
“尚先生，《琉球旧记》完整版出版以后，在琉球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本土也有不少人关注到了这本书。我这次来，是想请您谈谈这本书——它的来历，它的内容，以及您出版它的目的。”
尚顺把茶杯放在桌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看着田中。
“目的就是让人读。”他说，“这本书写了琉球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琉球人不读，就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日本人不读，就不了解琉球是什么。就这么简单。”
田中的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动着，写了几行，抬起头来，推了推眼镜。
“尚先生，我想问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田中的语气很谨慎，“您出版这本书，是不是有政治目的？比如……主张琉球独立？”
客厅里安静了两秒钟。
尚育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但没有说话，看着父亲的背影。
尚顺没有马上回答。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把茶杯放回去，动作很慢，像是在想怎么措辞。但他说出来的话，并不需要想。
“没有。”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这本书是历史、文化、语言。不是政治。我祖父写这本书的时候，琉球已经亡了快三十年了。他没有说要复国，他只是把琉球是什么记下来。怕以后的人忘了。”
田中又写了几行，追问了一句：“那您个人对琉球归属问题怎么看？”
尚顺看了他一眼，目光平静。
“我不是政治家，”尚顺说，“我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者。我只关心一件事——琉球人能不能记住自己的根。根在哪儿，家在哪儿，魂在哪儿。其他的事，让该管的人去管。”
田中的笔停了一下，抬头看了尚顺一眼。他大概是没想到这个老人会回答得这么干脆，既不回避，也不激动，就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尚先生，”田中把笔放下，换了个问法，“那您希望《琉球旧记》在日本本土也出版吗？”
这次是尚育接的话。
“当然希望。”尚育往前坐了坐，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比父亲更年轻，更有力量，“这本书如果能在日本本土出版，也能让日本人了解琉球的真实历史。很多日本人不知道琉球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王国。他们以为琉球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一部分。不是的。琉球有琉球的历史。这本书不是对抗，是对话。是告诉日本人，琉球是这样的，你们了解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
田中看向尚育，眼睛亮了一下，飞快地把这段话记了下来。
“您说得很好。”田中抬起头，对尚育点了点头。
田中走的时候，在门口又鞠了一个躬，比来的时候更深。
“谢谢您，尚先生。”他说，“我会把您的原话写出来，不会添油加醋。”
尚顺点了点头：“你看着写就行。”
田中走出门，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从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尚育后来看到了那本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那句话是：“尚顺不是复国主义者，他是一个文化的守护者。”
文章发表在十月中旬，占了《东京每日新闻》文化版整整一个版面。标题是“琉球的魂，八十年的等待——《琉球旧记》背后的故事”。文章里引用了尚顺的原话，也引用了尚育的那段话。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人问他，你是不是想复国？他说不是。他只想知道，琉球人还能不能记住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比复国更重。”
文章发表后，日本本土确实引起了讨论。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支持，说琉球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应该被尊重和保护。也有人写文章反对，说这本书是在挑拨琉球人和日本人的关系，说尚顺“居心叵测”。东京的一家右翼报纸甚至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琉球旧记是分裂日本的毒草”，措辞激烈，把尚顺说成了“隐藏的分离主义者”。
尚育把这些报道收集起来，拿给父亲看。
尚顺坐在廊下，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院子里那棵重新种下的榉树——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枝叶茂密，绿油油的。他把那些报纸翻了一遍，有的看了标题就放下了，有的读了读内容，脸上没什么表情。
“爸，你看看这个。”尚育把那份右翼报纸的社论递过去，指着那段骂人的话，语气有些愤愤不平，“他们说你是‘隐藏的分离主义者’，还说这本书是‘分裂日本的毒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尚顺接过报纸，看了一眼，叠起来放在旁边。
“让他们讨论去吧。”他说，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有人讨论，就有人看。有人看，就有人了解。有人了解，就有人记住。我们继续做事。”
尚育看着父亲那张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密密麻麻，但那双眼睛很亮，很安静，像一潭深水，扔什么进去都激不起太大的浪花。
“爸，你不生气？”尚育问。
尚顺想了想，摇了摇头。
“你曾祖父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日本人在抓他。他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声，用左手写，写了十三年。你叔公带着手稿回来，死在路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他埋了，替他守了四十年的坟。你爷爷在东京，躲过了大地震，没躲过大轰炸，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书稿。我抱着那个铁箱子，在海上差点被美军潜艇炸死。”尚顺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现在有人骂我几句，我要是生气，那我这几十年不是白活了？”
尚育沉默了。
“别管别人说什么，”尚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到院子里，拿起水壶继续浇花，“书已经出版了。印出来了，卖出去了，有人在读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阳光照在他弯着的背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棵榉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张画。
尚育站在廊下，看着父亲的背影，把那几份报纸叠好，放回了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