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春天，尚育的研究室里多了一块牌子。
牌子是木头的，白底黑字，写着“琉球语词典编纂室”几个字。字是尚顺写的，用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尚育把牌子挂在研究室的门上，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上前调整了一下位置，让它在门框正中央。
研究室不大，也就十来平米，原来是个杂物间，学校为了支持他的项目特意腾出来的。一张长条桌靠墙摆着，桌上堆满了索引卡、笔记本、录音带和各种参考书。靠窗的位置放了两把椅子，一把是尚育的，一把是尚顺的。窗户朝东，每天早晨阳光照进来，正好落在桌上那些索引卡上，把卡片照得发白。
项目批下来的那天，尚育去导师名城教授的办公室汇报。名城教授坐在那把老掉牙的转椅里，手里拿着尚育写的研究计划，又看了一遍，放下，摘下眼镜。
“经费批下来了。”名城教授说，“不多，但够你用两年。我跟东京那边的语言学专家也联系过了，他们答应提供技术支持。东外大的石川教授专门研究濒危语言，对你的项目很感兴趣，说愿意帮你审稿。”
尚育鞠了一躬：“谢谢老师。”
名城教授摆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书，递给尚育。书很薄，封面已经发黄了，边角卷曲着，上面写着《琉球语概说》。“这是我三十年前写的，”名城教授说，“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琉球语还能救。现在我不这么乐观了。但你的词典，也许能让它死得慢一点。”
尚育把书接过来，翻开扉页，上面有名城教授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三九年。
“我不会让它死的。”尚育说。
名城教授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说不出的苦涩。
研究经费到账那天晚上，尚顺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炒苦瓜，海带汤，还有一条鱼，鱼是早上从市场买回来的，很新鲜。尚育的母亲把菜端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尚顺给自己倒了杯清酒，给尚育也倒了一杯。
“词典的事，定下来了？”尚顺问。
“定下来了。”尚育端起酒杯，跟父亲碰了一下，“经费够了，导师帮忙找了东京的专家审稿，研究室也给了。下周正式开始。”
尚顺把酒喝了，放下杯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又夹了一块。
“我帮你。”尚顺说，“《琉球旧记》里的词汇部分，我来校对。这本书我读了无数遍，从你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开始读，读到今天，每一个字都记得。”
尚育看着父亲。七十二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皮肤松弛下来，眼角垂着，但眼神还是跟年轻时一样，沉静，坚定，像一潭深水。
“爸爸，你眼睛还行吗？”尚育问。
“行。”尚顺说，“戴老花镜就行。”
尚育低下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有点辣，呛得他咳了两声。
“爸爸，谢谢你。”他说。
尚顺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尚育碗里。
“谢什么？”尚顺说，“这是我们家族的事。你曾祖父写书，你叔公护书，你爷爷守书，我传书。你编词典，是同一件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谁也替不了谁，谁也少不了谁。”
尚育的母亲坐在旁边，听着父子俩说话，没插嘴，只是不停地往两人碗里夹菜。
词典项目正式启动是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那天早上，尚育早早到了研究室，把长条桌擦了一遍，把索引卡按照五十音图顺序摆好，把录音带按照编号排成一排。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些卡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是紧张，不是兴奋，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在胸口的东西。像是手里捧着一捧水，手指并拢，水从指缝里漏下去，他想把水留住，但怎么都留不住。
门开了，尚顺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外套，口袋里插着两支笔，一支红的一支黑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眯着，像是一个要去上课的老先生。他在尚育对面坐下来，从布袋里掏出两本《琉球旧记》——一本是完整版，一本是他自己用的老版本，老版本的书脊已经裂开了，用胶布缠了好几道。
“从哪儿开始？”尚顺问。
尚育把一沓索引卡推到他面前：“先从曾祖父的词汇表开始。我把《琉球旧记》里的词汇已经摘出来了，您帮我过一遍，看看有没有漏的、抄错的。”
尚顺戴上老花镜，拿起第一张卡片，凑近了看。卡片上写着一个琉球语词汇，下面是国际音标，再下面是日语和汉语释义。尚顺看了好一会儿，把卡片放在桌上，翻开那本老版本的《琉球旧记》，找到对应的页码，用手指指着上面的字，一字一字地对照。
“没错。”他说，把卡片放在“已校对”的那一摞上。
父子二人相对而坐，谁也没说话。房间里只有翻书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和卡片被拿起又放下的声音。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些卡片上，照在尚顺的白头发上，把白头发照成了金色。
中午的时候，尚育去食堂买了两个盒饭，一人一个，就坐在研究室里吃。尚顺把盒饭里的鱼挑出来，放进尚育的盒饭里，说自己牙口不好，嚼不动。
尚育看了一眼那条鱼，鱼是炸的，外酥里嫩，不难嚼。
他没戳穿父亲，把鱼吃了。
五点多的时候，尚顺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尚育以为他睡着了，轻手轻脚地站起来，想拿一件外套给他披上。刚站起来，尚顺就开口了。
“我没睡。”尚顺说，眼睛还闭着，“就是在想事情。”
“想什么？”
“想你曾祖父。”尚顺睁开眼睛，看着窗外，“他当年写这些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一盏煤油灯，一支毛笔，一沓纸。从晚上写到天亮，天亮了他把纸藏起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尚育坐下来，没有说话。
“那时候多难啊。”尚顺说，“写一个字都要躲着人。现在我们坐在有电灯的屋子里，想写什么写什么，想印什么印什么。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
尚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子二人又在书房里坐到很晚。电灯代替了煤油灯，白炽灯的光比煤油灯亮多了，把整个书房照得明晃晃的。桌上摊着几百张索引卡，尚育在按音序排列，尚顺在写校对笔记。两个人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那声音跟几十年前尚典在东京的书房里写《琉球旧记》续篇时的声音一模一样。
尚育的母亲端了两杯茶进来，放在桌上，看了一眼这父子俩，摇了摇头，笑着出去了。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尚顺放下了笔。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发僵的腰，走到书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尚育还坐在桌前，手里拿着笔，在卡片上写着什么，台灯的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专注，安静，像一幅画。
尚顺没有出声，轻轻地关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