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周周日上午，省厅特审室的灯管全换了新的，白光从头顶倾泻下来，把整个房间照得像一个巨大的冰柜。副厅长坐在金属椅子上，没有手铐，没有被束缚带，只是普通地坐着，像一个来办事的普通人。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领口敞着，表情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疲惫——像一个被冤枉的好人正在努力配合调查。他的律师坐在旁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地写着什么。
秦川坐在副厅长对面，面前摊着李建国的电子账本复印件、孙浩然的通话记录、王建国的行车轨迹图。他把这些证据一张一张地排开，像在摆一副扑克牌。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是在跟一个普通证人聊天。
“副厅长，感谢您配合。”
副厅长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肚子上。
“应该的。清者自清。”
秦川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紧张，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秦川知道，他早有准备。从他走进审讯室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在演什么角色。
“你和李建国是什么关系？”
副厅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同事关系。”
秦川把李建国的电子账本翻开，推到副厅长面前。那一页上写着“老板——500万”。秦川用手指点着那行字。
“他收受两千万贿赂，你知道吗？”
“不知道。”
秦川靠在椅背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放在桌上。表盘上的玻璃碎了，指针停在七点零三分的位置。日光灯的光照在怀表上，把那些裂缝照得像一道道干涸的河流。
“你的秘书孙浩然是‘幽灵’联系人，你知道吗？”
副厅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不知道。”
秦川把孙浩然的通话记录推到副厅长面前。那一页上标注着他与境外IP通信的时间、频率、时长。
“你的司机王建国是杀人犯，你知道吗？”
副厅长看着秦川的眼睛。
“不知道。”
秦川把王建国的日记复印件推到副厅长面前。那一页上写着“老板说，如果我被抓，就自杀。”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这个副厅长是怎么当的？”
副厅长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不是紧张，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暗的、像是在说“你拿我没办法”的光。
“我是被蒙蔽的。”
秦川盯着他看了两秒钟。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到像一面墙。墙后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秦川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推到副厅长面前。那张照片是在省厅的表彰大会上拍的，副厅长搂着李建国的肩膀，两个人都在笑，笑得很自然，像老朋友。
“这张照片，是你和李建国在表彰大会上拍的。你说你们只是同事，但你搂着他的肩膀，像是老朋友。”
副厅长看了一眼那张照片。
“正常社交。”
秦川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手写的，蓝色圆珠笔，字迹潦草——“老板，谢谢您。”他把照片翻回去，正面朝上，用手指点着那行字。
“正常社交不会在照片背面写‘老板，谢谢您’。”
副厅长的律师放下笔，声音不大，但很硬。
“反对，这是猜测。照片背面的字不能证明是我当事人写的。”
秦川没有看律师。他的目光一直锁在副厅长的脸上。副厅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嘴角甚至微微上扬了一点，露出一个很淡的笑容。他在笑。他在告诉秦川——你拿我没办法。
秦川从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是副厅长儿子的银行流水。他推到副厅长面前，用手指点着那些数字。
“你儿子在国外留学，学费和生活费每年超过一百万，但你的工资只有三十万。钱从哪来的？”
“我妻子经商所得。”
秦川把另一份文件推到副厅长面前，是他妻子的名下资产查询记录。
“你妻子名下没有公司。”
副厅长沉默了一下。他的律师开口了。
“我的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
秦川盯着副厅长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平静，平静到像一面墙。墙后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秦川把桌上的证据一张一张地收起来，拢成一沓，塞进档案袋里。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
“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联系您。”
秦川走出审讯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亮了一盏。他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烟雾在灯光下散开，像一团快要消散的幽灵。
林辰站在走廊的另一头，白衬衫，深色长裤，手里拿着那个黑色的笔记本，表情平静。他走过来，站在秦川旁边。
“师父，他不认。”
秦川把烟叼在嘴里，声音有点含糊。
“我知道。”
林辰沉默了一下。
“怎么办？”
秦川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掐灭在墙上。
“从别的地方突破。”
林辰看着他。
“哪？”
秦川把怀表从口袋里掏出来，攥在手心里。
“他老婆。”
林辰沉默了一下。
“他老婆的账户，我已经让罗小飞查了。”
秦川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
林辰翻开笔记本。
“昨天。查到几个可疑账户，资金流向与阳光慈善基金会有交叉。”
秦川盯着林辰看了两秒钟。那双深色的眼睛平静地回望着他，没有闪躲，没有紧张，只有一种很淡的、像是在说“我在帮您”的光。秦川不知道他是真的在帮忙，还是在演戏。但他知道，他需要林辰。因为林辰查到的那些账户，可能是他唯一能突破的方向。
“把资料发给我。”
林辰点了点头。秦川转身走向电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林辰跟在后面，步伐很轻，几乎听不见。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不锈钢面板映出两个人的倒影——一个穿着深色夹克，一个穿着白衬衫，并排站在一起，像一张被剪开的照片。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秦川走出去，穿过大厅，推开玻璃门。阳光刺眼，他眯着眼睛，走下台阶。他上了面包车，发动了引擎。仪表盘的光亮了，他把手机放在杯架上，挂上倒挡，从停车位里退了出来。
从后视镜里能看到省厅大楼的轮廓，灰白色的，方方正正的，在阳光下像一块巨大的墓碑。秦川把目光收回来，握紧方向盘，踩了一脚油门。他把车开回了城中村，停在那栋四层老楼的楼下，熄了火，没有下车。
他坐在驾驶座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怀表，放在仪表盘上。阳光照在怀表上，把那些裂缝照得像一道道干涸的河流。他看着那两根静止的指针，心里在想——钱正国，你不认。你知道我证据不足，你知道我拿你没办法，你知道我动不了你。但你错了。你老婆的账户，你儿子的留学费用，你妻子的基金会，你妻弟的空壳公司。这些东西，我会一个一个地查。一个一个地挖。一个一个地钉死你。
秦川把怀表塞回口袋，推开车门，下了车。他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走到三楼，推开门，走进出租屋。他没有开灯，摸着黑走到床边，坐下来，把怀表放在枕头旁边。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根坏了的灯管还没换，剩下那根在头顶嗡嗡地响，光线偏黄，照得整个房间像一间暗房。他把手背举到眼前，那道伤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那些碎片又开始转了。副厅长的“不知道”，副厅长的“被蒙蔽”，副厅长的微笑。这些碎片在黑暗中旋转、碰撞、拼合，拼出了一幅越来越清晰的图画。副厅长不会认罪，因为他知道秦川没有铁证。他只需要拖，拖到秦川停职期满，拖到舆论过去，拖到证据消失。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资源，有的是人。秦川没有。他只有自己。
秦川睁开眼，拿起枕头旁边的怀表，看了一眼。表盘上的玻璃碎了，指针停在七点零三分的位置。他把怀表攥在手心里，黄铜的外壳硌着他的掌骨，一点点疼。他坐起来，拿起手机，给罗小飞发了一条消息。
“查副厅长妻子的所有账户。境外的、境内的、亲戚名下的、空壳公司的。一个都不要漏。”
罗小飞的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一个字：“好。”
秦川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那根坏了的灯管还没换，剩下那根在头顶嗡嗡地响，光线偏黄，照得整个房间像一间暗房。他把手背举到眼前，那道伤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像一块还没愈合的伤疤。他盯着那块伤疤，心里在想——钱正国，你不认。没关系。我会让你认的。用你老婆的账户，用你儿子的学费，用你妻弟的空壳公司。我会让你无话可说。
秦川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没有睡着。他就那么躺着，听着窗外的风声，等着罗小飞的电话。等着真相浮出水面。等着副厅长自己走进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