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周周二凌晨，省厅大楼的灯灭了大半，只剩走廊尽头几盏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玻璃门上，像一只只快要闭上的眼睛。秦川把面包车停在省厅对面的巷子里，熄了火，关了灯。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卫衣，帽子拉起来，运动鞋，没有穿皮鞋。罗小飞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很轻，很稳。
“秦哥，证物室的监控已经黑了。走廊的摄像头在循环播放十分钟前的画面，您有十分钟。”
秦川按了一下耳机，推开车门，下了车。夜风灌进来，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穿过马路，从侧门溜进省厅大楼。楼梯间的灯坏了两盏，光线昏暗，他摸黑爬上了三楼。走廊里的感应灯亮了一盏，他贴着墙，走到证物室门口。
门锁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铁丝，插进锁孔，拨了两下，锁芯发出一声轻响，弹开了。他推开门，闪了进去，关上门。证物室不大，十几平米，靠墙是一排铁皮柜，柜子上贴着编号。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和金属的气味，混着消毒水的味道，熏得人嗓子发紧。
他走到副厅长的证物柜前，编号037。柜子锁着，他用铁丝撬开了锁。柜子里有几样东西——一部旧手机，一个笔记本，几份文件。他拿起那部旧手机，按了一下电源键，屏幕亮了。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没有未读短信。他翻开通话记录，最后一条是三年前的。他翻开短信记录，最后一条也是三年前的。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号码，都是省厅内部的，没有异常。相册里没有照片，备忘录里没有文字，连浏览器历史记录都被清空了。没有人动过这部手机，没有人用过这部手机，没有人用这部手机发过匿名短信。号码是伪造的，伪基站发的。
他把手机放回柜子里，拿起那个笔记本。封皮是黑色的，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副厅长的字迹——潦草，但有力。第一页写着“2015年工作纪要”，第二页写着“2016年工作纪要”。他翻了几页，都是工作记录，没有什么异常。他把笔记本放回柜子里，正准备离开，目光扫过证物室的架子。
架子上摆满了证物袋，大大小小的，贴着标签。他的目光停在了其中一个证物袋上。袋子里装着一个本子，封皮是深棕色的，边角磨损，纸张泛黄。他认识那个本子。那是他母亲的日记本。
秦川的手开始颤抖。他走过去，拿起那个证物袋，解开封口，把日记本抽出来。翻开第一页，看到母亲的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在练字。第一页写着“1995年3月”，第二页写着“1995年4月”。他翻到中间，手指停了一下。
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个人，都是年轻女人。左边那个是他母亲，短发，圆脸，嘴角微微上扬。右边那个，他没见过。长发，瓜子脸，眼睛很大，笑容很温和。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母亲的字迹。
“苏静，1995年。”
秦川的呼吸停了一下。苏静。林辰的母亲。他母亲和苏静认识，她们是朋友。她们在1995年拍了这张照片，那时候他还没出生，林辰也还没出生。他不知道她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她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他母亲的日记本，是李卫国案的证物。
“小飞，这个日记本怎么会在证物室？”
罗小飞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带着一股熬夜后的沙哑，但很清醒。
“我查一下……秦哥，这个日记本是十年前李卫国案的证物。李卫国死的时候，手里攥着这个日记本。”
秦川的手指在日记本上停了一下。
“李卫国案的证物，为什么有我母亲的日记本？”
罗小飞沉默了一下。
“李卫国死前，手里攥着这个日记本。当时没人知道为什么，现在明白了：李卫国在查您母亲。”
“所以李卫国查到了我母亲和苏静的关系。”
罗小飞说“对”。秦川把日记本装进口袋，把证物袋放回架子上。他清理了痕迹，锁好柜子，走出证物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亮了一盏，他贴着墙，走下楼梯，从侧门溜了出去。夜风灌进来，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他上了面包车，发动了引擎，把车开回了城中村。
他翻开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看。母亲的日记写得很简单，每天只有几行字，记录着日常琐事。1995年3月12日：“今天认识了苏静，她在聋哑学校教书，很温柔的人。”1995年5月20日：“和苏静去北江港玩，她拍了很多照片。”1995年8月3日：“苏静说她怀孕了，她很开心。我也替她开心。”1996年1月7日：“苏静生了，是个男孩。我去医院看她，她给孩子取名‘辰’。她说辰是星辰的意思。”秦川的手指在“辰”字上停了一下。林辰。苏静的儿子，他母亲认识苏静的时候，苏静刚怀上林辰。他母亲去医院看过刚出生的林辰，抱过他，也许还亲过他。他母亲认识林辰，在林辰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他继续往下翻。1997年，1998年，1999年。日记的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简短。2000年3月：“苏静说她遇到麻烦了，有人跟踪她。我问她是谁，她不肯说。”2000年5月：“苏静好久没联系我了，电话打不通，去她家也没人。她去哪了？”2000年8月：“我听说苏静出事了，但没人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要查清楚。”2001年2月：“我查到了一些事，苏静的事跟‘幽灵’有关。我不知道‘幽灵’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很危险。”2001年7月：“有人警告我，不要再查了。否则我和孩子都会有危险。我不能让秦川有危险。”
秦川睁开眼，拿起枕头旁边的日记本，又翻到那张照片。他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暗的、像是在说“我会找到真相”的光。他想起母亲失踪前给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那时候他十岁，在上小学。母亲说“妈妈去做一件对的事，你要记住，做人要对得起良心”。那是她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秦川把照片放回日记本，把日记本锁进抽屉里。他拿起手机，给林辰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来我出租屋，我有东西给你看。”
林辰的回复来得很快，只有几个字。
“好。”
秦川把手机扣在枕头旁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那根坏了的灯管还没换，剩下那根在头顶嗡嗡地响，光线偏黄，照得整个房间像一间暗房。他把手背举到眼前，那道伤口已经结痂了，暗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像一块还没愈合的伤疤。他盯着那块伤疤，心里在想——林辰，你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她们一起拍照，一起聊天，一起怀孕。你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去医院看过你。她抱过你，也许还亲过你。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母亲失踪了，不知道她和我母亲认识。明天，我会告诉你。我会把那张照片给你看，把日记给你看，把真相给你看。你会哭吗？你会沉默吗？你会恨我吗？我不知道。但我必须告诉你。因为你是她儿子，我是她儿子。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秦川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没有睡着。他就那么躺着，听着窗外的风声，等着天亮。明天，林辰会来。明天，他会把照片给他看。明天，他们会一起面对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