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年。阴间的天比去年又亮了一些，那种亮不是突变，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像有人在灰白色的底色上反复涂抹银白色的光膜，涂到第二十三层的时候，天终于有了一种接近清晨的质感。不是日出，但快了。殡仪馆后院的老槐树长了新叶，叶子是银白色的，跟头顶的光膜同一个颜色。
老张坐在王乐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投诉档案。档案是阿珍早上送来的，编号037，投诉人是一个中年男鬼魂，姓刘，在工厂区住了三年，一直在等投胎。投诉的内容很简单——他的排队顺序被调换了，本来排在第一千二百位，突然变成了一千八百位。他认为有人在插队。老张用了四十分钟处理完这份投诉。他先登录了审核系统，调出了老刘的排队记录，发现不是调换了，是系统在更新数据时出现了一个显示错误。老刘的位次没变，变的是显示的页面。他给老刘打了个电话，解释了情况，老刘说“哦，那就好”，挂了。老张把处理结果录入系统，关上档案。
王乐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搪瓷缸，缸里的水是热的，冒着白气。“你进步很快。去年这时候，你处理一份投诉要一下午，还要问我好几回。现在四十分钟搞定，中间没问过我一次。”
老张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他习惯了喝凉的。“是你教得好。不是客气，是真的。你写的那本工作手册，我翻烂了。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每一页都做了笔记，边角都卷了。你教的不是流程，是门道。流程是死的，门道是活的。什么时候该通融，什么时候该严格，什么时候该往上汇报，什么时候该自己拍板。这些手册上没写，都是你一句一句教的。”
王乐把搪瓷缸放在桌上，搪瓷碰桌面发出一声脆响。“明年你要独立处理复杂案件。有信心吗？”老张把搪瓷缸子放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记着明年要独立处理的第一件复杂案件——编号041，投诉人是一个夭折婴儿的母亲，她对医学鉴定的结果有异议。她的孩子出生时被两家医院同时鉴定为“活产”，但其中一家医院的鉴定报告有涂改痕迹。她认为孩子应该算夭折婴儿，应该优先投胎。但按照细则，有涂改痕迹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依据。“有。不是说我全能搞定，是遇到搞不定的知道该找谁。组长不是我一个人，丙和阿珍也在。三个人，三个脑子，加起来比一个脑子好使。”
王乐点了点头，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是热的，铁锈味很重，但今天的苦涩里有一丝甜。
老张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记着王乐说过的一句话——“公平不是冷冰冰的规则，是每个鬼魂都能感受到的温度。”他把那行字指给王乐看，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描了很多遍。“我记住了。不是记在笔记本上，是记在心里。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执行规则的人有温度，规则就有温度。执行规则的人冷冰冰，规则就是一把刀。”
王乐看着那行字，看了几秒。“以后监督委员会就靠你了。我死之后，你是主席。丙管技术，阿珍管文书。三个人配合了这么长时间，默契已经有了。默契比能力重要。能力再强，三个人三条心，什么事都做不成。能力一般，三个人一条心，什么事都能做成。”
老张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口袋。他把搪瓷缸子端起来，里面的水已经喝完了，缸底剩了几片茶叶梗，贴在缸壁上。他端着空缸子，看着王乐。“我会守护好它。不是替你守，是替老周守，替老赵守，替所有在英雄碑上刻着名字的人守。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王乐把搪瓷缸放回桌上，搪瓷碰桌面发出一声脆响。“好。”
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到能听到搪瓷缸里水不再冒热气的那种静。窗外的银白色光膜从灰白色的底色里透出来，均匀地铺在整片天幕上，像一盏不会熄灭的灯。远处，收容所的方向，广播系统又响了。老张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沙哑的，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不是老张在广播，是录音。老张录了一段关于新细则的解释，放在广播系统里循环播放。
“够了。”老张说。王乐把手机放回口袋。“够了。”
老张转过身，朝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停了下来，没有回头。“王乐。你写的那些话，我都记着。不是笔记本上那些，是你平时随口说的那些。你说‘投诉不是麻烦，是鬼魂在给我们机会’。你说‘细则不是枷锁，是保护伞’。你说‘监督不是高高在上的审视，是认认真真地听’。”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灯在闪，一闪一闪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越来越远。
王乐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把搪瓷缸端起来，水已经凉了。喝了一口，铁锈味灌进喉咙，苦的，涩的。他咽下去了。
窗外，银白色的光膜还在亮着。不是太阳，但比太阳更安静。远处，有人在唱歌，唱的是那首很老的歌，旋律很慢，歌词听不清。王乐听了一会儿，把搪瓷缸放下，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前，看着那片正在变亮的天。天还没有亮透，但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