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的那间小屋还是老样子。
墙角堆着几把缺了腿的椅子，落灰的花圈斜靠在墙上，纸扎的花朵从花圈边缘垂下来，像一朵朵被遗忘的笑脸。桌上的茶具还是那套缺了口子的，茶壶的盖子用棉线绑着，绑了好几年了，棉线已经发黑，但还没断。王乐坐在那把塑料凳上——不是坐着，是悬浮在凳子面上方大概一厘米的位置，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改不掉。
他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是那种最便宜的硬抄本，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磨得发白。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他的培训笔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笔记，他又不是真的要去教谁，但特使上次来说阴间业务扩大需要培训新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了。写了一周，写完了整整一本。
特使从墙壁里走出来的方式越来越自然了。以前是像一个人从水面下浮上来，先露头，再露肩膀，最后整个身体从墙面里“挤”出来，看着都替他累。现在他就是从墙的那一边迈一步走过来，像跨过一道门槛，墙在他面前不是墙，是一扇没有门的门。
“阴间办事处通知你，”特使站在桌边，没有坐下，目光从王乐头顶上方掠过，落在墙上那张泛黄的挂历上。挂历还停留在去年那一页，早就没人翻了。“业务扩大，需要培训更多新人。最高委员会任命你为‘总培训师’，负责所有新代理人的培训。”
王乐手里的笔停了。笔尖在笔记本上一个正在写的字中间顿住，墨水从笔尖渗出来，在纸面上晕开一个深蓝色的圆点，像一颗正在膨胀的星星。
“我一个人？”
“你可以组建培训团队。”特使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不知道是一直藏在袖子里还是刚从墙上拿下来的。纸是淡黄色的，边缘裁切得很整齐，上面印着几行字，格式工整得像打印的，但仔细看能看出是手写的，字迹娟秀，每个字都规规矩矩地待在它们该待的格子里。“老周会做你的副手，负责新人考核和模拟训练。”
王乐听到“老周”两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笔终于放下了。他把笔搁在笔记本的深蓝色封面上，笔杆在封面上滚了半圈，被他用手指按住。他看着特使，特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任命一个退休了的人做副手，在阳间叫返聘，在阴间叫什么？他想了想没想出来。
“老周不是退休了吗？”
特使把那张淡黄色的纸放在桌上，纸被茶杯压住了一个角，不会飘走。他从袖子里又变戏法似的掏出一支笔——很普通的黑色中性笔，笔帽上夹着一个回形针——放在纸旁边。
“返聘。”
王乐看着那两个字在纸上安静地躺着，觉得阴间的用词跟阳间也没太大区别。死了这么多年，以为到了阴间能听到点新鲜词儿，结果还是“返聘”。他伸手拿起那张纸，凑近看了看，纸上有一种很淡的香味，不是墨水味，是纸本身的味道，像很久以前老式信纸的那种味道。他小时候见过那种信纸，他奶奶写信用的，淡蓝色的横线，纸的边角印着一朵小小的花。
他还没来得及把纸放下，门被推开了。
老周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最上面那颗也系着，领口勒着脖子，看着就不舒服。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白了一些，但精神好多了，脸上有了血色——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有血色是正常的，但老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个气色，说明退休生活确实养人。他手里拎着一个旧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帆布包，包的带子断了一根，用麻绳接上了，麻绳的接头处打了一个很复杂的结。
“小王，我又回来了。”老周走进来，把帆布包往桌上一放，包里的东西发出沉闷的碰撞声，听起来像是一个搪瓷杯和一个保温瓶在互相打架。
王乐看着他，看了两秒，嘴角慢慢地、不可控制地弯了上去。他想说点什么调侃的话，比如说“你不是说要在家带孙子吗”，比如说“你上次不是说这辈子再也不干这活儿了”，比如说“谁让你来的”。但那些话到了嘴边全都散了，变成了一句很简单的、没有任何修饰的——
“养老不好吗？”
老周在对面那把塑料凳上坐下来，凳子腿吱呀叫了一声。他把帆布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掏出一个保温瓶，一个搪瓷杯，一包茶叶，一包饼干，一盒润喉糖，一本比王乐那本厚三倍的笔记本，还有一支钢笔，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看不清写的是什么。他把这些东西在桌上排开，占了半张桌子。
“闲不住。”老周拧开保温瓶的盖子，往搪瓷杯里倒了热水，热气升起来，在两人之间形成一道薄薄的白雾。他把那包茶叶撕开一个小口，往杯子里抖了几片，茶叶在水面上浮着，慢慢下沉，像一片一片正在着陆的小船。“在家坐了一个月，浑身不舒服。我儿子说你这不是退休，你这是换个地方打工。我说我不是打工，我是被返聘。他说返聘也是打工。我说你懂个屁。”
老周说“你懂个屁”的时候语气很淡，像是在说今天的茶叶不错。王乐知道他那句“你懂个屁”不是对他儿子说的，是对自己说的。他在跟自己的某个部分告别——那个说“我终于退休了可以歇歇了”的部分已经被他塞进了帆布包的某个角落里，跟那盒润喉糖和那包饼干挤在一起。
特使在旁边站着，等两人的寒暄告一段落，才开口。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堆满杂物的、隔音很差的小屋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第一批五个人。都是殡葬专业毕业生，各有特点。”他从袖子里又抽出一张纸，这次不是淡黄色的任命书，是白色的，普通A4纸，上面打印着五个人的名字、年龄、毕业院校和一段简短的评语。王乐接过那张纸扫了一眼——
赵小军，男，22岁，长沙民政殡仪系，实习期间表现突出，擅长遗体化妆。
李婉清，女，23岁，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殡葬专业，理论基础扎实，性格沉稳。
孙大勇，男，25岁，退伍军人转业，曾在殡仪馆做遗体接运，体能好，心理素质强。
周敏，女，22岁，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调剂到殡葬专业，适应能力强。
陈默，男，21岁，最年轻的一个，沉默寡言，但观察力极强，在校期间就独立处理过复杂案例。
王乐把五个人的名字看了一遍，目光在最后一个名字上停了一下。陈默，二十一岁，比小念大三岁。他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是因为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自己刚死的时候——沉默，不说话，一个人蹲在殡仪馆的角落里，数地上的蚂蚁。
“又要从头教起。”王乐把那张纸叠了两折，塞进笔记本的硬壳封面下面。他的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两下，节奏不快不慢，像是一个人在等车的时候用手指在栏杆上敲出的那种没有意义的、只是用来打发时间的节奏。
老周喝了一口茶，茶叶还没泡开，水还是清的，他喝了一口又放下了，从桌上拿起那包还没拆封的饼干，撕开，抽出一片，放在嘴里慢慢嚼着。饼干的碎屑掉在他的中山装上，他用手指拈起来，弹到了地上。
“你当年也是新人。”老周嚼着饼干，声音含混不清。
王乐看着他，想了想。自己当年算什么新人？他连新人都算不上。他是个死人，一个死了之后不知道该去哪里的灵体，蹲在殡仪馆的角落里，看特使忙前忙后，看老周指挥调度，看那些新人来了又走。他没有被任何人培训过，他是一路摔过来的。
“我当年没人教。”王乐说。
老周把饼干咽下去了，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这次茶叶泡开了一些，水变成了淡黄色。他看着杯子里那层薄薄的茶色，说了一句让王乐噎住的话。
“所以你老翻车。”
王乐噎住了。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厉害，是因为这句话是真的。他翻过太多次车了——第一次调解纠纷把两边都得罪了，第一次带新人把新人吓得辞职了，第一次处理突发事件差点把殡仪馆点着了。那些年他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自行车，从山坡上往下冲，不翻车才怪。
“老周，你当年也没少骂我。”王乐说。
老周把饼干包装袋的开口折了两折，用一个夹子夹住，放在桌上。他的手指粗短，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夹饼干袋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高度专注的事情。
“骂你是为你好。”老周说。
王乐看着老周花白的头顶，头顶中央有一小片头发已经稀疏到能看到头皮了，那块头皮在日光灯下泛着淡淡的光。他看着那一小块反光的头皮，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难过，是那种你在路上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发现一直有一个人在你身后，不远不近的，你摔了他拉你一把，你走岔了他喊你一声，你翻车了他一边骂你一边帮你把车扶正。你从来没有对那个人说过谢谢。
“让他们明天来报到。”王乐说。
老周点了点头，端起茶杯，把已经泡开的茶水一饮而尽。茶叶碎末沾在他的嘴唇上，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擦到了手背上，又用另一只手的手背把那一小片茶叶擦掉。
特使站在旁边，从袖子里第三次抽出了东西——这次不是纸，是一块怀表。银色的表壳，表盖上刻着一个他看不懂的符号，像是某种古老的文字，又像是一幅微缩的地图。他按了一下表壳侧面的按钮，表盖弹开，露出里面的表盘。表盘上没有刻度，没有指针，只有一圈不断旋转的光环，光环的颜色每转一圈就变一次，红橙黄绿青蓝紫，循环往复。
“时间是——现在。”特使把怀表收回了袖子里，表盖弹回去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小屋里像一颗钉子敲进了木头。
王乐站起来，把桌上的笔记本拿起来翻了翻，看到自己在空白处写的那行批注——“每个新人都是一张白纸，你在这张纸上写什么，他们以后就是什么。”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写的了，也许是凌晨，也许是傍晚，他的时间感已经很模糊了。他看着那行字，觉得字迹不太像自己的，太工整了，工整到像是别人替他写的。
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老周那个帆布包里，跟搪瓷杯和保温瓶和茶叶挤在一起。包的拉链拉不上了，因为笔记本太厚了，拉链的牙齿咬不住布边，他拉了好几次都滑开了。老周伸手过来，帮他把包口按住，他用另一只手拉，拉上了。
两个人的手在帆布包上方碰了一下，很快就分开了。老周的手是热的，王乐的手——如果他有手的话——是凉的。
窗外，天快黑了。殡仪馆院子里的松树变成了黑色的剪影，冬青丛也变成了黑色的剪影，那栋灰白色的主体建筑变成了深灰色，二楼的窗户亮着一盏灯。那盏灯没有人在意它为什么亮着，也许是某个值班的人忘了关，也许是灯自己在亮。
“让他们明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