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拍照的人。穿学士服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图书馆前、草坪上、那棵百年老槐树下，把帽子抛向天空，喊一声“毕业了”，快门咔嚓一声，四年就定格成了相册里的一页。
小念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学位帽的流苏垂在脸侧，被风吹得直往她鼻尖上扫。她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学士袍，袍子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从袍子下面露出来一截，在风里轻轻飘。她的手里举着一个“毕业啦”的手举牌，是苏雅从省师范寄过来的，牌子上还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猫，苏雅说那是她的自画像。小念看了三秒才认出来那是猫，不是别的什么。
摄影师是她的大学室友，举着单反相机蹲在台阶下面，嘴里喊着“小念看这里，笑一个，不是假笑，是真笑”。小念笑了，真的笑了，不是对着镜头，是对着镜头后面的那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操场，操场的尽头是围墙，围墙的外面是法桐树，法桐树的尽头是殡仪馆。她知道那个人在那里。她看不到，但她知道。
王乐在那棵法桐树上。不是枝丫，是树冠的最深处，枝叶最密的地方，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斑斑点点地落在他半透明的灵体上，像一层金色的渔网。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阳光下待这么长时间了。他的灵体比几年前更淡了，但今天他没有缩在阴影里，他靠在那根最粗的枝丫上，透过树叶的缝隙看着图书馆台阶上的小念。学士帽，流苏，白色连衣裙，黑色的袍子在风里鼓起来像一面旗帜。
她真的长大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她站在校门口拿着录取通知书拍了张照，马尾扎得高高的，白T恤牛仔裤，笑得露出八颗牙齿。那时候她才十八岁，脸上还有点婴儿肥，眼睛亮得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宝石。四年过去，婴儿肥褪了，下巴尖了，眼睛里多了东西——不是老了，是经历了。二十二岁的眼睛跟十八岁的眼睛是不一样的，十八岁的眼睛看世界，二十二岁的眼睛看过世界。
特使出现在法桐树的另一根枝丫上，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袍子。这几年他的打扮越来越随意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黑袍加身，表情严肃。
“她长大了。”王乐说。他的目光还在小念身上。她正在跟室友合影，搂着肩膀，头靠着头，喊“一二三茄子”。她的笑声从图书馆的方向传过来，隔着整个操场，王乐听不清，但他知道她在笑。
“二十二岁了。”特使说。他看了王乐一眼，又看了看图书馆台阶上那群穿学士服的年轻人。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慨。
王乐从法桐树的枝叶间伸出手，接住了一片从树冠上飘下来的枯叶。叶子在夏天枯黄是不正常的，但它就是黄了。他把叶子放在掌心，叶子的脉络清晰，从叶柄向四周辐射，像一张缩小了很多倍的地图。地图上没有标注任何地名，但他知道每一条路通向哪里。
毕业典礼结束后，小念没有跟同学去聚餐。她借了室友的电瓶车，骑了十五分钟，到了殡仪馆。电瓶车的篮子里放着一束花，不是百合不是玫瑰，是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瓣在阳光下亮得晃眼。
王乐在值班室整理档案。老周去接孙女放学了，搪瓷杯不在桌上。那盆绿萝已经换了新的一盆，叶子绿得发亮，花盆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行字——“好好活着”。不知道是谁买的。
小念推门进来，学士袍已经脱了，穿着一件白T恤和一条牛仔短裤，帆布鞋还是那双白色的，但已经不是当年那双了。她换过很多双帆布鞋，每一双都是白色的，鞋带系得很紧，鞋头擦得很干净。她的手里抱着那束向日葵，花束用牛皮纸包着，麻绳扎了一个蝴蝶结。
“我毕业了。”她把花束放在桌上，花束的底部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向日葵的花瓣微微颤了颤，花粉簌簌地落下来，落在牛皮纸上，像一小撮金色的粉末。
王乐看着那束向日葵，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花瓣在午后的阳光里像一盏一盏被点亮的小太阳。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一个弧度很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
“我找到工作了，自由插画师，可以在家办公。”小念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花束旁边。名片是她自己设计的，浅蓝色的底，上面画着一只笔和一朵云，名字下面写着“自由插画师”。名片很小，夹在花束的牛皮纸和桌面之间，像一个等待被发现的秘密。
小念在对面坐下来，双手撑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前倾。她看着王乐，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多年前那种“我找到答案了”的笃定，不是去年那种“我想陪你”的坚定。是一种新的光，是一种“我的人生要从这里开始了”的期待，她要把这个期待告诉他，因为他是她人生里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在殡仪馆附近租了房子，走路十分钟。”她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她说完之后，看着王乐，等他回应。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眉毛动了一下，不是皱，是往上抬了一点点。
“你故意的？”他问。不是质问，是确认，像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人假装不知道。
“是。”小念把身体靠回椅背，椅子在她的体重下发出一声吱呀。“方便来蹭饭。”她说“蹭饭”的时候故意把“饭”字咬得很重，好像在强调这个字的荒谬性。
王乐看着她，看着她嘴角那个弯起来的弧度，看着她眼睛里那一点狡黠的光。他知道她不是在蹭饭，她是想找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让她名正言顺地每天过来的理由。
“你蹭饭，我又不能吃。”他说。语气不是抱怨，是一种很淡的无奈。
小念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饭盒，粉色的，上面系着一个塑料蝴蝶结。她把饭盒放在桌上，打开搭扣，上层是菜，西红柿炒蛋，红烧排骨，清炒西兰花。下层是米饭，压得很实，上面撒了几颗黑芝麻。汤在保温杯里，拧开盖子，排骨汤的香味弥漫开来，在值班室里跟档案纸的油墨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奇怪但好闻的味道。
“你看着我吃。你不是经常看着我吃吗？”
小念掰开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咬了一口，肉从骨头上脱离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值班室里很清晰。她嚼了两下，腮帮子鼓鼓的。王乐看着她的腮帮子，看着她的嘴唇上沾了一点排骨的酱汁，看着她用纸巾擦嘴的动作，看着她喝汤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他看着她吃，跟以前很多次一样。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她自己说的——“你看着我吃”。
王乐把目光从她脸上移到窗户外面的院子里。石榴树的花已经谢了，结出了青绿色的小果子，果子不大，挂在枝头像一个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他看着那些小石榴，不知道它们能不能长到秋天。
“随便你。”他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第一次说“随便你”的时候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说的时候他不知道她会不会再来，现在他知道。
小念吃完饭，把饭盒收好，用纸巾把桌面擦了一遍，擦完又擦了一遍。她把那束向日葵的根部用纸巾包好，用水杯接了一点水，浇在根部，向日葵的花瓣在阳光里变得更亮了。
她背起包走到门口，回过头，看着王乐。
“王乐，我明天还来。”
王乐没有看她。他在看窗外那棵石榴树，青色的果子在风里轻轻晃。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卷画。小钱当年画的那幅画，他已经放在口袋里好几年了，画纸折过的地方已经起了毛边，铅笔的线条也模糊了，但画的轮廓还在——这个人没有脸，但他站在那里。
小念走了。风铃的声音从铁门的方向传过来，一声，两声，三声，越来越远，最后被院子的风吹散了。
小念的新家在殡仪馆往东的一条小巷子里。老小区，六层，没有电梯，她租的是三楼，一室一厅，不大，但窗户朝南，阳光好。搬家那天她自己搬的，两个行李箱，一个帆布包，一箱书。书很重，她搬了三趟，搬完胳膊酸了两天。
她站在窗前，从帆布包里掏出了那串风铃。铜管氧化得更厉害了，颜色暗沉，有几根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铜锈。那只金属小鸟的翅膀断了一边，她用胶水粘过，没粘牢，一碰就掉。她小心翼翼地把风铃挂在窗户的挂钩上，那个挂钩是她自己钉的，钉歪了，但挂上了，风铃在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铜管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那声音跟九年前一模一样。不是铜管没变，是声音的频率没变。
小念退后两步，歪着脑袋看那串风铃挂正了没有。挂钩是歪的，风铃也是歪的，歪的方向是一样的。她没有重新钉，就这样挂着。
“天使，谢谢你。”她的声音不大，对着窗户，对着那串风铃，对着窗外那片灰蓝色的天空。天空没有云，只有一架飞机从远处飞过，在蓝色的画布上拉出一道白色的线，线很快就散了。
王乐在窗户外面的法桐树上。他刚到，听到小念说“谢谢你”的时候，他正从树枝上滑下来。他靠在树干上，看着三楼那扇窗户。窗户开着，风铃在风里轻轻响，小念站在窗前，双手撑在窗台上，下巴搁在胳膊上。她看着远方，远方是殡仪馆的方向。
王乐在法桐树的树冠里笑了。那个笑容很轻，轻到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笑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嘴角应该是弯了一下。他靠在那里，听着风铃的声音，一下，一下，又一下。那个节奏不快不慢，像一个人的心跳。他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心跳——如果他还有心跳的话——去附和那个节奏。
风铃还在响。
他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