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还是那个牌坊，但“兴旺村”三个字重新刷了漆，红得扎眼。石碑立在村口右侧，灰白色的花岗岩上刻着两行字：“零犯罪村，全县模范”。石碑下面的基座是新的，水泥还没干透，用绳子围了一圈，不让靠近。
李勇从副驾驶下来，环顾四周。“上次你来的时候，这碑在吗？”
“不在。当时只有牌坊。”林子川站起来，把手上的水泥擦了，“何富贵被抓之后，村里换了一批人。新来的想证明自己不一样，先立块碑。”
“功率大吗？”林子川问。
“不大，但覆盖范围很广。发射源应该在村子中心位置。”王磊又看了一眼屏幕，“这不像自然产生的，是人为的。有人在用低频电磁波影响这个村子的人。”
林子川想起上次来的时候，村口古钟发出的次声波，想起那些在钟声中缓缓走出来的村民空洞的眼神。钟被拆了，但手段升级了。从声音变成了电磁波，从公开变成了隐蔽。
“先别声张。”林子川压低声音，“进村。”
村口的道路很干净，干净得不正常。水泥路面上没有落叶，没有纸屑，连一粒石子都找不到。两边的房子外墙统一刷成了白色，窗框是深灰色的，每家每户的门窗都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一扇窗户的帘子动了动，像有人在后面掀开一条缝往外看，等你转过头去，帘子已经合上了。
“她提着石头干什么？”王磊小声问。
林子川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追着那个老太太的背影，看到她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消失了。
村委会在村子正中，是一栋两层的灰色小楼，门头上插着一面褪色的国旗。门口站着一个人，六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像是被熨斗烫平的，每一条的走向都符合“慈祥老人”的标准模板。他看到林子川，快步迎上来，双手握住了林子川的右手。
“林警官，欢迎欢迎！我是村长赵长寿。县里通知我说你们要来，我一大早就让人把招待所收拾出来了。”他的手很热，握力适中，松开的时候还拍了两下林子川的手背，“你们辛苦了，跑了这么远的路。”
林子川也笑了笑，“赵村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配合警方是我们的义务。”赵长寿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先到办公室坐坐，喝杯茶。你们这次来是为了那个旧工厂的事？唉，那个厂子倒闭二十年了，厂房都拆了，地也复耕了。不过你们要查，我全力配合。”
林子川跟着他走进村委会。办公室不大，一张大班桌，几把木椅，墙上挂满了奖状和锦旗。最新的一张锦旗是大红色的，上面写着“心系百姓，为民造福”，落款是“全体村民敬赠”。锦旗的流苏还是硬的，没有洗过，刚挂上去没几天。
王磊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赵长寿看了一眼电脑，目光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笑着说：“你们搞技术的，设备真先进。”
林子川用余光注意到，赵长寿落座的时候，左手在桌沿下面摸了一下，像是按了什么东西。不是无意识的小动作，是很隐蔽的、有目的的操作。
茶端上来了，是本地绿茶，汤色偏黄，味道很淡。林子川喝了一口，放在桌上。
“赵村长，我想了解一下村里的基本情况。现在有多少户人家？”
“一百二十三户，四百一十六口人。”赵长寿的数字脱口而出，像背过很多遍。
“有多少在外面打工的？”
“很少，我们在家的多。村里有集体经济，种茶叶、搞农家乐，大家都不愿意出去。”赵长寿笑了笑，“外面乱，还是村里好。对吧？”
林子川点了点头，又问了几个人口、收入、产业方面的常规问题。赵长寿回答得流畅、准确、滴水不漏，像是提前准备好了答案。林子川注意到，每当他问完一个问题，赵长寿的回答会延迟大约零点五秒才开始。这不是思考的时间，是筛选的时间——他在判断这个问题可以答到什么程度。
半个小时后，赵长寿带他们去了招待所。招待所在村委会后面，是一排新装修的平房，门口铺了防滑垫，里面摆了新被褥、新毛巾、新热水壶。每一样东西都是新的，但都透着一股仓促——防滑垫的尺寸不对，比门口宽了十公分，被折起来塞在门框下面；被褥的塑料包装袋还塞在柜子里，没来得及扔；热水壶里有一层薄灰，说明是新拆封但没洗过。
赵长寿走后，王磊把门关上，从包里掏出一个手持式电磁探测器，在房间里走了两圈。“没有发现隐藏的摄像头或窃听器。但他们很聪明，不需要在你房间里装，他们在整个村子的电磁环境里做手脚。”
“那个低频信号？”林子川问。
“对。我测了一下，信号强度从村中心往外递减，村委会附近的强度最高。长期待在这里，人的判断力会下降，建议和从众心理会增强。”王磊把探测器收起来，“赵大海案里的那口古钟用的是次声波，物理手段。这个是电磁手段，更隐蔽，更难取证。”
李勇站在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村子里没人。这个点，正常农村应该有人在巷子里聊天、在门口择菜、在下棋打牌。这里什么都没有。”
林子川也走到窗边。外面的石板路上空荡荡的，一只黄狗蹲在路中间，百无聊赖地舔着爪子。狗不怕人，但也不理人。
“我出去走走。”林子川说。
“一个人？”李勇皱眉。
“一个人目标小。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半个小时就回来。”
林子川没有走大路，他拐进了村委会旁边的一条小巷。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都走不了。两边的院墙很高，墙头插着碎玻璃，有些玻璃碴子是新的，反着光。他走了大约两百米，巷子到了尽头，面前是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一口古钟。
钟不大，铸铁的，表面长满了铜绿，挂在两根木柱之间的横梁上。林子川走近了看，钟身上没有字，没有任何铭文，但它太旧了，旧得不像是这个世纪的东西。他伸手摸了摸钟沿，手指触到了一处光滑的区域——不是铜锈被磨掉的自然磨损，是被反复触摸形成的包浆。
钟锤上用麻绳绑着一块石头，石头的棱角被磨圆了。有人经常敲这口钟，但不是用钟锤敲，是直接把石头解下来当锤子用。
林子川正要拍张照片，身边突然掠过一阵风。
一个人影从槐树后面的阴影里冲出来，差点撞到他身上。是个少女，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头发枯黄，扎着两根细辫子。她的脸很小，颧骨突出，眼睛大得不正常，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她的嘴唇干裂了，张着嘴，发出嘶嘶的气声，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任何清晰的声音。
林子川下意识地迈步要追，刚跑出几米，巷口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手里拄着一根竹杖，不偏不倚地堵在巷口正中间。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林子川，慢慢地摇了摇头。
那个眼神林子川见过——在赵大海案里，张淑芬老太太看他的眼神不是这样。张淑芬的眼神是感激，是善意，是一种“谢谢你让我知道真相”的释然。但这个老太太的眼神是恐惧，是警告，是一种“你不能再往前走了”的哀求。
林子川退回到老槐树下，展开手里的纸团。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毛毛糙糙，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
“救救我，我不能说话。”
林子川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快步走回招待所。李勇和王磊都在，他把纸条放在桌上，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十九岁，聋哑，父母早亡，住叔叔家。”王磊已经从村委会的花名册上找到了她的信息，调出来给林子川看，“叫阿秀。没有照片登记，花名册上只有一行字和一个编号。”
“阿秀。”林子川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想起了上次来的时候，赵长寿提到过一个去聋哑学校读书的女孩，叫阿秀。是同一个人吗？上次赵长寿说她不在村里，这次她在了。
“她塞纸条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看到？”李勇问。
“一个老太太，堵住了我的路，不让我追。”林子川坐下來，把纸条又看了一遍，“她的眼神不对劲。不是害怕我，是害怕被我追上了会连累她。”
“你觉得那老太太是在帮阿秀还是害她？”王磊问。
林子川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阿秀塞纸条时那双涌满泪水的眼睛，想起她转过头来看他的那一眼。那不是“救救我”的绝望，那是一种“你终于来了”的等待。她认识他。或者，她知道他会来。
“明天我去找她叔叔。”林子川把纸条收起来，“以什么理由都可以。”
窗外，天彻底黑了。兴旺村的夜晚没有任何光亮，没有路灯，没有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整个村子像沉进了海底。只有村委会楼顶上有一盏白色的节能灯，孤零零地亮着，照着下面的水泥地面，光晕里飞着几只撞来撞去的飞蛾。
林子川坐在窗前，盯着那片黑暗。口袋里，那几张硬币硌着他的腿。他不确定这个村子、这口钟、这个叫阿秀的女孩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他确定一件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演戏。赵长寿在演村长，老太太在演路人，阿秀在演一个不存在的人。而他来了，戏就要换剧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