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回来那天，省城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户上，像无数只蚕在啃桑叶。林子川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看着李勇从病房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洗漱用品和几盒药。他瘦了一圈，原本紧绷的警服现在空荡荡地挂在身上，领口往下塌了一截，能看到锁骨下面的那道新疤——手术留下的，缝合得还算平整，但疤痕本身是狰狞的，像一条蜈蚣趴在皮肤上。他的脸色比一个月前好了不少，不再是那种死灰色的苍白，而是有了一点血色，但眼窝还是深的，颧骨还是凸的。
“听说你把教授审死了？”李勇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在他眼底的青黑色上停了一下——林子川这几天没睡好，他自己知道，但他没想到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没有接话，从李勇手里接过塑料袋，转身往电梯口走，用沉默代替回答，用背影代替迎接。
李勇跟上来，步子比以前慢了一些，但还算稳。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左肋的位置，那里是子弹穿过去的地方。疼吗？应该还疼，但他没有说，跟上林子川的脚步。“这家伙活着也是祸害，死了干净。”他的语气里没有惋惜，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死了就死了”的漠然。电梯门开了，两个人走进去，林子川按了一楼，电梯开始往下走。轿厢里的灯管坏了一根，光线昏暗，两个人的影子被压缩成模糊的两团，贴在镜面的墙壁上。李勇看着电梯按键上方那块电子屏上跳动的楼层数字，从五到四，从四到三。“省厅那边有动静了。有人在传，说你在审讯室里动了手脚，教授的死跟你有关系。不是意外，是人祸。”
林子川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省厅有动静，从教授死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死人不会为自己辩护，但活着的人会说。会说的人里，有的是为了正义，有的是为了利益，有的是被人指使的。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门外的走廊里站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推着一张移动病床，床上躺着一个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眼睛闭着，嘴唇干裂。
“我能应付。”林子川跨出电梯，塑料袋在他手里晃了一下，发出药盒碰撞的闷响。李勇跟在后面，步子还是比平时慢，但他没有让林子川等。
下午，省厅督察组的车停在了支队楼下。三辆黑色的轿车，车身擦得很亮，在阴天的光线下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车门同时打开，下来五个人，都穿着制服，胸口的督察徽章擦得锃亮。严峻走在最前面，个头不高，但步子很稳，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任何倾向——不是严肃，不是温和，是在官场上浸淫了几十年后练出来的一种中性的、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像面具一样贴在脸上的表情。
“林子川，请配合调查。”严峻没有叫他“林老师”，没有叫他“林队长”，只叫了他的名字。语气上没有敌意，也没有同情，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起草好了的公文。他把停职通知书放在桌上，纸是白色的，上面的公章是红色的，字是黑色的。
林子川拿起那张纸，看了一遍，放下。他的手指没有抖，呼吸没有乱，只是心跳快了几拍——不是紧张，是愤怒，但他把愤怒压了下去，压到很深的地方，让它变成燃料而不是火焰。“审讯室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我没有动手。”
严峻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个平板，点了几下，屏幕转向林子川。画面里是审讯室，角度是从天花板角落的摄像头拍的。画质不算清晰，但能看清几个人在做什么。林子川看到自己坐在顾长明对面，秦刚站在旁边，然后画面抖了一下，像是被人截断了一部分。下一帧，顾长明已经倒在了地上，秦刚的手还悬在半空中，林子川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表情模糊但能看到嘴是张着的。再下一帧，秦刚被拉开，林子川蹲在顾长明旁边，手按在他的胸口，像是在做心肺复苏。
“这一段，和我们当时的情况严重不符。”林子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把平板推回严峻面前，推回去的力道不轻不重，刚好让平板在桌面上滑了一小段距离。“录像被人动过。有人把中间的一段剪掉了，剩下的拼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我默许甚至参与了对顾长明的殴打。”
严峻的表情没有变化。他把平板收起来，放回文件袋，拉好拉链。“调查期间，你不得以警察身份参与任何案件，不得进入重案组办公区域，不得使用警用设备和数据库。你的配枪和证件请交到督察组，由专人保管。”
林子川从腰带上解下枪套，从口袋里掏出证件，一起放在桌上。枪是冷的，皮套还有他体温的余热。证件上的照片是几年前拍的，穿着警服，表情严肃，嘴角没有笑意。他看了那张照片一眼，然后把证件合上，放在枪套旁边。
李勇在那天晚上找到了林子川。他没有打电话，直接找到了苏婉发来的地址。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没穿警服，头发没有梳，有些乱。他的脸色比白天更差了一些，大概是奔波了一整天，伤口又开始疼了。
“那段监控我知道。”王磊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背景里有键盘的敲击声，噼里啪啦的，像急雨打在铁皮上，“是人为剪辑的。剪掉了大约四秒的内容——就是秦刚动手殴打顾长明的那四秒。剪完之后剩下的拼接在一起，用了一个平滑过渡的算法，避免了画面卡顿和音画不同步。普通的技术人员看不出问题，但专业的视频分析软件可以检测到时间轴的断裂。”
李勇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拍林子川的桌子，是拍王磊的桌子，隔着电话，那一声巨响从听筒里传出来，刺耳的。“这种技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所以有人在帮内鬼。”林子川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他靠在门框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表情看不清，声音很平。
第二天，林子川收拾了办公室里的东西。不多——一个保温杯，一本翻烂了的《犯罪心理学》，几支笔，一张陈雨婷的照片。照片是前年冬天拍的，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站在雪地里笑，帽子上的毛球歪向一边。他把照片夹进书里，把书放进纸箱，把纸箱抱在怀里，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一闪一闪的，像求救的信号。他走到门口，停下来，转过身，看着墙上那块“心猎重案组”的铜牌。铜牌有些年头了，边角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金属。他写过很多份报告，签过很多名字，抓过很多人，救过很多人。那些事情不会因为停职就被抹掉，就像这块铜牌不会因为被磨掉漆就不是“心猎重案组”一样。他会回来的。他转过身，抱着纸箱，走出了省厅的大楼。
傍晚的时候，陈雨婷来了。她没有打电话，直接敲了门。苏婉开的门，看到是陈雨婷，愣了一下，侧身让她进去了。陈雨婷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头发散着，没有化妆，眼圈有些发红。她站在房间中央，看着这间简陋的、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屋子，看着窗台上那盆叶子发黄的绿萝，看着桌上那盏灯泡换成暖黄色的台灯，看着林子川。
“你没事吧？？”她问。同样的三个字，她说出来的时候，声音有些发抖，但语气很稳，不是疑问，是确认。
“有事，但能处理。”林子川坐在那把歪的藤椅上，没有站起来。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她坐。陈雨婷没有坐，她走过去，弯下腰，抱住了他。她的头发垂下来，蹭着他的脸，痒痒的。她的身上有一种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她在医院待了一整天，可能是去了勘验室，可能是去了太平间。
秦刚是在晚上十点来的。他敲门的时候，苏婉已经回了学校，陈雨婷也走了。屋子里只有林子川一个人，坐在那把藤椅上，没开台灯，靠着窗外的路灯光照明。门没锁，秦刚自己推门进来的。他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下黑暗，才看到林子川坐在窗边的轮廓。他的手里拿着一个U盘，银白色的，很小，在路灯的反光里闪了一下。
“这里是我这些年收集的严正的资料。也许有用。我欠你的。”秦刚走进来，把U盘放在桌上。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没穿督察组的制服，头发没有梳，有些乱，下巴上那道创可贴还在，边缘已经翘起来了。
林子川看着U盘，没有伸手去拿。“你不怕被人看到？”
秦刚沉默了几秒。他转过身，背对着林子川。“林子川，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但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他，不管他变成了谁，变成了什么身份，替我问他一句话——我儿子的死，是不是他干的。他当年调查的那个案子，我儿子是证人。案子还没结，我儿子就出了车祸。十八岁，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说那是意外，但我不信。”
门关上了。秦刚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了，消失在楼梯的方向。
林子川拿起那个U盘，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插进了电脑。屏幕上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文件——扫描件、照片、录音文件、文字记录。他点开第一份，是严正的档案照片。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型方正，浓眉，嘴唇厚，目光直视镜头，没有笑容。
窗外，夜色中，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速很慢，没有开大灯，只有示廓灯亮着，暗红色的，像两只半闭的眼睛。车内的人拨通了电话，声音很低。
“目标已停职，可以开始第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