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室的门是林子川亲自开的。他没有穿警服，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领口敞着，胡子没刮，眼袋很深，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但这不是演的，他确实好几天没睡了。李姐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棉袄，头发用夹子别在耳后，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干裂，眼圈发青。她手里攥着一个帆布袋子，袋子口敞着，露出一盒牛奶和两个馒头。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迈步。
林子川侧身让开。“李姐，进来坐。”
谈话室不大，十几个平方，但布置得很用心。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慎独”，落款是沈如松。那是沈如松生前书房里的原物，林子川从恩师家里借来的。书桌上摆着一盏旧台灯，灯罩是浅绿色的，边角有一块焦黄的痕迹——沈如松抽烟时烧的。台灯旁边放着一个白瓷茶杯，杯身上印着“省公安厅先进工作者”的红字，茶渍已经渗进了瓷面的裂纹里，洗不掉了。眼镜搁在杯盖上，老花镜，镜片上有一层薄薄的灰。书架是空的，但林子川在书架的玻璃门上贴了几张沈如松生前的照片——他在讲课，他在实验室里拿着放大镜看物证，他站在警徽下面接受表彰。每一张照片里的沈如松都在笑，那种笑容温暖、从容、不带任何攻击性，像一个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善意的老人。
李姐走进来，看到墙上的毛笔字，脚步顿了一下。她看到桌上的茶杯和眼镜，目光在那副老花镜上停留了两秒。她看到书架玻璃门上的照片，喉咙动了一下。她坐到椅子上，椅子是沈如松书房里那把藤椅，坐垫被压出了一个凹陷，是她熟悉的形状。
林子川关上门，没有锁。他在书桌对面坐下来，没有看李姐，低头整理桌上的文件。一份一份地摞起来，用订书机订上，放进文件夹，再从文件夹里抽出来，重新排列顺序。他的动作很慢，纸张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但声音小得多。李姐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她的目光从墙上的毛笔字移到桌上的茶杯，从茶杯移到照片，从照片移到林子川的手指上，从手指移回毛笔字。如此循环，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飞蛾。
十分钟过去了。林子川没有说一句话，李姐的嘴唇动了好几次，但每次都在要发出声音的前一刻闭上了。
林子川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不重，不凶，不带任何审讯者惯有的压迫感。那一眼很轻，轻得像一根羽毛落在了她的心上，但她身体猛地缩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了。
“李姐，沈老师生前帮过你，对吗？”
林子川把那副老花镜从杯盖上拿起来，用眼镜布擦了一下镜片，放回去。镜片上本没有灰，但他擦了。
“你一直感激他。”
李姐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哭，是流，无声地从眼眶里溢出来，沿着鼻翼两侧的沟壑往下淌，在下巴上汇成一颗水珠，滴在黑色的棉袄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但你却出卖了他。”
李姐的身体猛地一颤，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下。她抬起头，眼睛里泪水模糊了视线，但她的目光还是找到了林子川的脸。“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害他！”她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尖锐，刺耳，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开。
林子川没有提高声音。“你把他的行踪告诉谁了？他的日常作息，他的访客记录，他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和谁见面。你把这些告诉了别人。”
李姐的嘴张着，没有声音。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她没有擦。她的双手从膝盖上移到了桌面上，手指张开，指甲陷进了桌面的木纹里。她的身体在发抖，抖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
“有人用我女儿逼我。我女儿在美国读书，他们说如果我不听话，就让她永远回不来。”她的声音终于出来了，含混的，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很深的雪地里跋涉，每一步都陷进去，再拔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只说要沈老师的日常信息，我以为他们只是想写举报材料，我不知道会死人，我真的不知道。”
林子川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到她面前。纸上是一份通话记录，密密麻麻的号码和时间，其中有一个号码被红笔圈了出来。
“联系你的人，自称‘老李’，对么？这个号码，你最后一次和他通话，是在沈老师死的那天晚上。他说了什么？”
李姐低下头看着那张纸，没说出口，肩膀开始剧烈耸动。林子川没有催她，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了两张纸递过去，她接过去捂住了脸。哭声闷闷的，像从水底传来的。她哭了很久，久到林子川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林子川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方形的光斑。窗外是省厅的大院，院子里停着几排警车，车顶上的积灰在光线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晰。
“李姐，你提供的这份通话记录，我们会追查到底。‘老李’跑不掉的。你女儿的事，我们会联系那边的警方，确保她的安全。”李姐抬起头，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感激、愧疚、恐惧混在一起，像一杯没有搅匀的咖啡。“林警官，我会判几年？”林子川没有回答，转过身看着墙上沈如松的照片。沈如松在照片里笑着，温和的、不带任何攻击性的笑容。
“你对不起的不是法律，是沈老师。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果，但你能不能原谅自己，那是你的事。”
李姐低下头，泪水滴在桌面上，一滴，又一滴。
王磊的电话在下午打来。林子川接起来的时候，王磊的声音有些发紧，但不是紧张，是一种“终于找到了一条大鱼”的兴奋。“林老师，李姐和‘老李’最后一次通话的定位，在本市城东的一家酒店。国贸酒店。”林子川挂了电话，拿起车钥匙，边走边拨李勇的号。
国贸酒店在城东，离市中心不远，是一家中档商务酒店。林子川带人赶到的时候，前台查了记录，那个房间的客人姓“李”，登记的身份信息是假的。他昨天中午就退房了，打扫卫生的阿姨说房间里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床没睡过，毛巾没动过，垃圾桶里的纸屑都清理干净了。但技术员在床头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纸条，被压在酒店便签本的下面，折成方块的，白色，没有褶皱，像是故意放在那里等人发现。
陈雨婷戴上手套，用镊子夹起来，展开。
纸上打印着一行字，黑体，加粗，居中对齐。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李姐只是小棋子。沈如松必须死，因为他知道的太多。游戏继续。——归零始祖”
林子川把纸条接过来，用两根手指捏着，对着窗户的光。不是手写的，是打印的，字体是标准的宋体没有任何特征。但那个落款——“归零始祖”，是他第一次见到的名字。归零者上面还有归零始祖。一个躲在所有人后面、从不露面、从不亲自动手、只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棋子来推动棋局的人。他可能是沈如松认识的人，可能是省厅高层里林子川从未怀疑过的人，也可能是一个他每天都会擦肩而过但从不注意的人。
李勇拄着拐杖站在酒店房间的门口，没有进来。他看着林子川手里的那张纸条，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归零始祖。严正只是归零者。这个‘始祖’，是不是就是秦刚要告诉你的那个‘大归零者’？”
“李姐只是小棋子。”林子川念了一遍这句话，沈如松的死不是终点，是个开始。游戏继续。“归零始祖”在告诉他，他没赢，甚至还没接近终点。林子川转过身，“王磊，查一下沈如松生前最后一个月接触过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他认为‘可疑’但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人。他在日记里写过，‘我找到了归零者，但我不敢写他的名字’。沈老师不敢写的那个名字，也许就是‘归零始祖’。”
王磊的键盘声从耳机里传来，稳定的、密集的、像心跳一样的节奏。林子川走出酒店大门，阳光有些刺眼，他抬手遮了一下。停车场里，李勇拄着拐杖靠在车门上，烟夹在指间，烟雾在午后的光线中缓缓上升。
“子川，你妈那边有没有消息？”林子川摇了摇头。他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手机握在手心里。屏幕是黑的，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新消息，没有任何来自母亲的痕迹。她在做“最后一件事”，在躲，在追，在清除那些“观测者”的余孽。但她不敢见他。因为她怕他看到她的脸，怕他问出那些她无法回答的问题。
车子驶出了停车场，汇入主路的车流。林子川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是沈如松的笑脸，是李姐的眼泪，是那张打印着“归零始祖”的纸条。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知道那个人一定也在看着他，也许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也许在某个高层建筑的办公室里，也许就在他们身后某辆黑色轿车的后座上，隔着深色的车窗，看他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