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风供出的名单被王磊打印出来，铺在会议桌上，一共十一页纸，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备注。林子川站在桌边，把沈如松那份名单从文件夹里抽出来，并排放在旁边。两份名单在灯光的照射下，纸张的反光略有差异，一份是新的打印纸，一份是已经泛黄的、边角卷曲的老纸，但上面的名字高度重合。宣传处处长、技术科副科长、档案室管理员、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每一个名字都在另一份名单上找到了对应。不是巧合，是同一张网，不同的渔夫用不同的网眼捞上来了同样的鱼。
王磊把两份名单的数据输入比对系统，屏幕上的绿色线条在跳动，重合率百分之九十七。他说剩下那百分之三没有重合的名字，在沈如松的名单上标注的是“待核实”。那些人也许是被冤枉的，也许是沈如松还没来得及查实的。林子川把那两页“待核实”的名单抽出来，单独放在一边。
方厅长办公室的门关着，窗帘也拉上了，只有台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三个人脸上——方厅长坐在大班椅里，严峻坐在沙发上，林子川坐在方厅长对面。方厅长面前摊着那份完整名单，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镜片后面的眼睛一会儿看纸，一会儿看人。他把名单翻完了，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用手捏了捏鼻梁。
“这些人，遍布政法系统。宣传处、技术科、检察院、法院，还有省厅内部的几个关键岗位。如果属实，将是一场地震。”严峻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怕被窗外的耳朵听到。方厅长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转头看着林子川。
“小林，你打算怎么动手？”
林子川从名单里抽出一张纸，纸上画了一张组织架构图。他把“宣传处处长”“技术科副科长”“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这些名字用红线连起来，线的一端汇聚到一个问号。“判官”两个字写在问号旁边。“如果先抓外围的，会打草惊蛇。‘判官’一旦知道我们在动手，就会跑。他跑了，就再也抓不到了。如果先动核心的，我们没有足够证据直接动他。”
方厅长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部，闭着眼睛。“严峻，你说。”严峻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画了一条线。“先抓那些容易突破的，比如宣传处处长和技术科副科长。他们级别低，心理防线弱，一碰就碎。从他们嘴里撬出上线，再顺藤摸瓜。”林子川走到白板前，在严峻画的线的旁边画了另一条线，用蓝色马克笔。
方厅长睁开眼睛，看着白板上那两条不同颜色的线，沉默了大约半分钟。“按林子川的方案办。严峻，你配合。小林，你全权负责。”
方厅长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林子川和严峻商量了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几点动手、谁负责抓谁、从哪条路进、从哪条路出、人抓到后关在哪、审讯由谁负责。每一个变量都被拆解、重组、模拟，反复推演多次，才最终敲定。
凌晨四点，两辆没有警标志的依维柯驶出了省厅的地下车库。林子川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手里握着那份名单，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从眼前掠过。行动分成三组，每组负责不同的目标。一组去抓宣传处处长周建国，二组去抓检察官赵志远，三组去抓法官钱大勇。技术科副科长刘明和档案室李秀兰已经被控制，不用再抓。抓捕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周建国被抓的时候正在家里睡觉，穿着睡衣，头发乱成一团。他看到林子川站在卧室门口脸色从红润变成苍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赵志远在检察院的宿舍里被抓，他正在整理第二天开庭的材料，桌上摊着厚厚一沓案卷，手边放着一杯浓茶。他看到手铐的时候没有挣扎，只是把手里的笔放下了，笔尖在桌上点了一个墨点。钱大勇在法院的家属楼里被抓，他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门响抬起头取下眼镜，看到穿警服的人走进来，嘴角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七个人，七个不同的地点，同一时间被控制。没有枪声，没有喊叫，没有反抗。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沉默地被按在地上，双手反铐，脸贴着冰凉的地板。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盯着天花板，有人看着自己手腕上的金属出神。没有人问“为什么抓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审讯从凌晨五点开始，林子川没有参与。他站在单面镜后面，看着那些被审的人一个一个地崩溃。刘明是第一个开口的，他交代了自己如何利用技术科的权限，从专案组的内网里窃取调查进展，如何把这些信息卖给“观测者”。他收了多少钱，转了多少次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本账簿。“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只是卖信息。我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咨询公司，我不知道他们会杀人。”他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沿着鼻翼两侧的沟壑往下淌。
赵志远扛了四十分钟，比刘明久一些，但最终还是开了口。他交代自己如何利用检察官的身份，在审核案件材料时对一些涉及“观测者”的案件“放水”，让本该被起诉的嫌疑人取保候审或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他们说不会害人，只是想保护自己。我信了，我傻，我信了。”他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漏出来。
钱大勇扛的时间最长，将近两个小时。他的嘴很紧，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话——“我没有做对不起法律的事。”直到审讯员把他经手的一起案子的卷宗复印件推到他面前，指着那份判决书上的签名。“这个案子，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罗大为。罗大为和你是什么关系？”钱大勇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沉默了很久。“他是我同学。他找到我，让我判轻一点。他说被告人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我信了他。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被告人根本不是什么无辜的人，他是‘观测者’的一名杀手。那个案子被他翻了，他出来以后，又杀了三个人。”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的，沿着脸颊往下淌。“我不知道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
林子川站在单面镜后面，把那份被“放水”的案件的卷宗号码记了下来。罗大为，顾长风的律师，一个在法律界呼风唤雨的金牌律师。他不仅为顾长风辩护，还为“观测者”的杀手辩护，用他的法律知识帮他们脱罪。他不是凶手，但他比凶手更可怕。凶手只杀一个人，他杀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天亮了，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林子川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七个名字从名单上被划掉了，但他们只是藤蔓的枝叶，根还在土里，没有挖出来。真正的“判官”还在台上。郑天平说“判官还在台上”，沈如松说“判官在省厅高层”，顾长风说“归零始祖比我更厉害”。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一个职位很高、权限很大、在政法系统待了很多年的人。
方厅长在电话里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一个人在黑夜里自言自语。“人抓到了？”“抓到了。但他们不知道‘判官’是谁。他们只知道自己收的是谁的钱，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方厅长沉默了几秒。“你们做得很好。我退休前，一定要把这个毒瘤挖出来。你放手去查，有我在，没人敢动你。”
林子川听着方厅长的声音，那声音里有一种他很陌生的东西。不是关心，不是支持，是一种更急切的、像是被人追赶着的东西。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拼命地想做完一件事。那件事是他的执念，也是他的救赎。
林子川挂了电话。天已经亮了，阳光从落地窗涌进来，把整个办公室照得通亮。但那些光没有温度，只是一种没有重量的、浮在表面的、过眼云烟般的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