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指挥中心里的应急灯光线开始发暗，备用电池的电量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干警们靠在墙边、趴在桌上、坐在地上，有人闭着眼睛，有人盯着天花板，有人用手指在地板上画着无意义的图案。没有人说话，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秒针的跳动。滴答，滴答，滴答，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路，一步，两步，三步，不知道要去哪。
林子川坐在椅子上，面前摊着那张已经被手电筒照了无数遍的城市地图。纸上画满了红圈、蓝线、黑色箭头。他没有动，目光在地图上移动着，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经过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个可能藏着“牧羊人”的角落。韩梅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手里端着一个纸杯。纸杯里的水已经凉了，杯壁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珠。她把纸杯放在地图旁边，没有发出声音。
“你的心理素质比我想象的好。”
林子川没有抬头，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不是笑，是一种人在极度疲惫时用来代替面部肌肉自然动作的、下意识的反应。“不是好，是没时间崩溃。”
韩梅在他旁边坐下来，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看着墙上那张被应急灯照得半明半暗的城市地图。“‘牧羊人’选择这个时间点，说明他研究过你，也研究过这座城市。他知道你会在停电后坐镇指挥，知道你会把警力分散到街面，知道你会在天亮之前最疲惫。他可能就在你熟悉的地方，在你每天经过却从未注意过的角落。”
林子川端起纸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从喉咙一路凉到胃里，像一条冰线在体内慢慢融化。
“他喜欢象征意义。三年前，‘心碎者案’的最后一个现场在废弃剧院。后来，‘导演’的直播也在废弃剧院。他喜欢舞台，喜欢聚光灯，喜欢有人看他表演。他会不会也选择类似的地方？”
韩梅没有说话，在等林子川自己说出答案。
林子川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从城东的废弃电视塔移到城西的国贸大厦，从国贸大厦移到市中心的人民会堂，在那座建筑的位置停了一下。“人民会堂。全市最高点，能俯瞰整个城市，站在那里，整个城市都在脚下。他觉得他是神。”
王磊用仅剩的电力调出了人民会堂的热成像数据。屏幕上的光很暗，但能看清建筑的轮廓。楼顶有一个微弱的热源信号，不是鸟，不是猫，是一个人。那个人在楼顶待了很久，体温已经被夜风吹得降低了许多，但热成像还是捕捉到了他。
林子川站起来，从墙上摘下防弹背心套在身上，从桌上拿起手枪，检查了弹匣，推上膛，关上保险，插进腰间的快拔枪套。他的动作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确定。
“林老师，我跟你去。”王磊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留下，坐镇指挥，保持通讯。我带两个特警去就够了。人多了，他察觉，会跑。”
郑克己的电话是在林子川准备出发的时候打来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熬夜后特有的沙哑，像砂纸磨过铁皮，但又不像刚从睡梦中醒来，更像是一直在等什么。
“林子川，你现在是重案组的核心，应该坐镇指挥，不要冒险。派其他人去。”
林子川握着手机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夜风吹过来，冷得刺骨。他看着远处那片漆黑的城市，那些还在燃烧的火光已经比几个小时前少了许多，但还有零星的火苗在黑暗中闪烁，像不肯闭上的眼睛。
“郑厅长，如果操控者在人民会堂，我必须在现场。不是我不信任我的队员，是这个人的心理模式只有我最了解。我去了，成功率更高。我坐在这里，一切都不确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郑克己的呼吸声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注意安全。活着回来。”
林子川挂了电话，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发动机轰鸣了一声，车灯亮了，光束照进黑暗里，照出一片灰白色的路面。路面上有碎玻璃、有燃烧瓶的碎片、有被丢弃的鞋子。
韩梅站在大门口，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她的脸色在应急灯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苍白，嘴唇干裂，眼神很复杂。
“林组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不在人民会堂呢？”林子川握着方向盘，没有回头。“那他就在别的地方。我把他找出来，一件一件地找。”
车子驶出了公安局的大门，后视镜里，韩梅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挺直的树。林子川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露出那种表情，也许是担心，也许是愧疚，也许是他永远读不懂的东西。
韩梅转身走回楼内。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一闪一闪的，她在忽明忽暗的光中走远。身后的铁门在风中嘎吱作响，像一个人在深夜里叹气。
吉普车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行驶，两边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没有灯光。这座城市像一座坟墓，而他是唯一还在走动的人。林子川握着方向盘，前方的路在车灯中延伸，他不知道人民会堂的楼顶等着他的是什么——也许是“牧羊人”，也许是一个陷阱，也许只是一个被风吹动的、没有人的角落。但他没有别的路，只能一直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