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的最后一站，林子川选择了看守所。天还没亮，铁门在身后关闭的声音沉闷，走廊里的灯管有一根坏了，值班管教睡眼惺忪地走在前面，拖鞋在地面上啪嗒啪嗒地响，像一个人在雨中踩水坑。邵明山已经被带进了会见室。他穿着橘黄色的号服，头发比上次更长了，乱糟糟地搭在额前，但他坐得很直，腰背挺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挺直的树。看到林子川进来，嘴角慢慢上扬，露出了一个苍白的、透明的笑容。
“林警官，这么早？你不是要去缅甸吗？还有空来看我这个囚犯？”
林子川坐到他对面，隔着冰冷的铁桌，盯着他的眼睛。“严守正中枪了，是你派人灭口？”
邵明山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嗒嗒，嗒嗒嗒，然后停住了。他摇了摇头，“我在这笼子里，怎么派人？林警官，你总是高估我。我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不能见外人。我能做什么？”他的语气无辜，但眼中的光出卖了他，一丝得意。
林子川的手在桌下攥紧了，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你给严守正的信封里，到底是什么？”
邵明山沉默了片刻。会见室里的日光灯管白了，照得他的脸像一尊蜡像。“你父亲的秘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你以为你父亲是英雄？他年轻时做过的事，够他死一百次。”
林子川的手指在桌面上弹了一下。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了又融化，冷热交替。他知道邵明山在说谎也许，也许他说的是真的，也许他把谎言和真相缠在一起，编成一根绳子，等林子川去抓。抓住了往上爬，爬到一半绳子断了，摔死。
“你知道‘血色家徽’吗？”邵明山看着林子川的眼睛，目光平静，“你父亲留下的一枚徽章，上面有林家祖传的标记。那个标记，出现在二十年前一桩灭门案的现场。一家五口，一夜之间全死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凶手的痕迹，只留下了一枚徽章。那枚徽章，就是你父亲随身携带的家徽。”
林子川的脑中轰了一声。家徽，他见过。父亲的遗物里有一枚小小的铜制徽章，刻着一个复杂的图腾，他一直以为那是父亲工作单位的纪念章。父亲从不让任何人碰，包括他。
“你父亲当年调查那桩案子，他是主办侦查员。”邵明山的声音继续，“他查了很久，查到了很多线索。后来案子不了了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自己就是嫌疑人。那枚徽章出现在现场，他怎么解释？他说被人偷了。谁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偷的？不知道。证据呢？没有。案子被上级叫停，卷宗被封存。你父亲调离了那个岗位，再也没有碰过那个案子。他不是英雄，他是嫌疑人。”
林子川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米撞在墙上。他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看着邵明山的眼睛。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邵明山没有后退。“证据在严守正手里。那个信封里，有你父亲当年写的自查报告，有那枚家徽的照片，还有一份当年办案民警的证言。你以为严守正为什么能坐上副厅长的位置？他手里有你父亲的把柄，他用那个把柄换来了仕途。你父亲不是他害死的，你父亲是被自己的秘密压死的。”
林子川的手开始发抖。铁门在身后关上，声音沉闷。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根，一闪一闪的，他走在那片忽明忽暗的光中，脑子里全是邵明山的声音。
“你父亲不是英雄，他是嫌疑人。”
他不信。他不能信。但他想起父亲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从不让他进书房，从不接他放学。每一次家长会都是母亲去，母亲不在的那几年，他的座位永远是空的。父亲在电话里和同事争执时的声音，低沉压抑。他想起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在衣柜的最深处发现了一个上锁的铁盒。钥匙不见了，他撬开了锁，里面只有一枚铜制的徽章。他把徽章放回了盒子里，没有多想。
现在想起来，那枚徽章上的图腾，他好像在哪里见过——在沈如松的档案里，在郑天平的证词中，在郑克己的办公桌上。那个图腾不是林家祖传的标记，是某个组织的符号，是“观测者”的印记。
林子川走出看守所的大门，阳光刺眼。他站在台阶上，闭了一下眼睛。
王磊的车停在门口，摇下车窗。“林老师，机票已经订好了，下午两点。李队在局里等你，说有话跟你说。”
林子川上了车，靠在座椅上。窗外的风景在倒退，看守所的高墙越来越远，铁丝网在阳光下反着刺目的光。他在想那枚徽章，那个图腾，父亲和“观测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邵明山不会告诉他全部的真相。他会一点一点地喂，像喂鱼一样。今天喂一点，明天再喂一点，等林子川吃饱了，也就上钩了。
车子拐进公安局的大门，林子川下了车。李勇拄着拐杖站在办公楼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子川，这是从档案室调出来的，关于二十年前那桩灭门案的卷宗。”他把信封递过来，“卷宗的封皮上写着‘遗失’，但我在档案室最里面的柜子里找到了。是被故意藏起来的，不是遗失。谁藏的我不知道，但藏它的人，不想让任何人看到。”
林子川接过信封，看了一眼。封面上写着案件名称、案发时间、办案单位。主办侦查员——林远道，三个字在日光灯下反着冷光，像一把刀。他把信封收进包里，拉好拉链。他要去缅甸，严守正在仰光的医院里昏迷着，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也许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走，但他必须走。因为严守正手里有答案，那些答案不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