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屋里没有吃的。
林子川翻遍了厨房的柜子，只找到半包发了霉的挂面和一瓶过期的酱油。他把挂面挑出没发霉的部分煮了，就着酱油吃了两碗，胃里暖了，脑子也清楚了。他现在不是在拍电影，没有人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送物资来。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
电视里的通缉令还在滚动播放，频率从半小时一次变成了一刻钟一次。主持人换了，但台词没换，还是那几句——“极度危险”、“如有线索立即报警”、“切勿私自接触”。
林子川把电视关了。
他坐在沙发上，摊开一张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空白页面，用铅笔在上面画了一张省城地图。不用查资料，省城的大街小巷、每个路口、每个小区、每条巷子的走向，都在他脑子里。那是他跑了十几年现场跑出来的，比任何导航都精确。
他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的出城通道——高速路口、国道、省道、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然后在这些点旁边标上了警力部署的预判：高速口至少两个特警加四个交警，火车站有武警巡逻，长途汽车站便衣最多。最后，他用红笔在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画了四个圈——那是无人机巡逻的重点区域。
“你他妈以前抓人的时候学的那些东西，”林子川对着地图自言自语，“现在全用在跑路上了。”
手机震了一下。王磊发来的加密消息，不是文字，是几张图片——无人机巡逻的航线图和特警巡逻班次表。林子川来不及想王磊是从哪里搞到这些的，直接开始对比分析。
特警的巡逻路线他有数。以前他参与过布控方案的制定，知道那些所谓的“随机抽查”其实都有规律可循——换班时间误差不超过三分钟，盲区永远是那么几个，因为带队的人从来没变过。他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自己手心的纹路。
傍晚六点，他出发了。
从安全屋所在的城中村出来，他穿了一件从楼道里顺来的旧工装，戴上一顶安全帽，混在下班的民工里，步行穿过了第一条封锁线。封锁线设在城中村通往主城区的必经之路上，两个交警在查车，一个特警在旁边站着，眼睛扫过每一个步行经过的人。
林子川走过去的时候，心跳很正常。他知道特警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半秒——安全帽挡住了大半张脸，旧工装上还有干了的油漆印，他走路的时候故意把左脚拖了一点，像那些干了一天体力活的人。特警的目光移开了，扫向他身后那个拎着塑料袋的中年妇女。
过去了。
他在老城区的巷子里穿行了两个小时。老城区是省城最老的一片居民区，巷道窄得连车都开不进去，两边的房子挤在一起，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这里没有监控——不是装不起，是装了也没用，巷子太窄，角度太刁，拍不到什么东西。
林子川走过一条又一条巷子，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溜光，踩上去有点滑。他经过一个公用电话亭的时候，看到亭子的玻璃上贴着一张通缉令，他的照片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扎眼。一个老头站在电话亭旁边看通缉令，看了几秒，摇了摇头，背着手走了。
林子川拉了拉帽子，继续走。
第二条封锁线在老城区通往城东的通道上，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小路，平时车不多，但今天是唯一的通行选择。封锁线的布置比第一条严密——两个特警、三个交警、一条警犬。
林子川蹲在巷口观察了二十分钟，找到了漏洞。
守这条线的人他认识，姓刘，是交警大队的一个中队长，业务能力没话说，但有个毛病——每班岗的最后五分钟会开始整理装备，把对讲机、执法记录仪、手套一样一样地收好，等着换班的人来。那五分钟里，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装备上。
林子川在换班前五分钟，从封路线东侧的一堵矮墙上翻了过去。矮墙后面是一个废弃的停车场，穿过停车场就是城东的地界。他的脚落在停车场的水泥地上时，身后传来对讲机的嘈杂声——换班的人在交接了。
凌晨两点，他到了城东。
这里比老城区更破，更偏，更没有人管。街道上到处是垃圾，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雾气里发出昏黄的光。林子川靠着一根电线杆喘了口气，安全帽摘了，工装也脱了，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他现在穿着一件黑色卫衣，帽子扣在头上，在凌晨的街道上看起来跟任何一个夜归的人没有区别。
“林子川。”
声音从侧面传来，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林子川的身体瞬间绷紧了，手摸向腰间——腰上没有枪，他的配枪在通缉令发出后就等于丢了，现在他身上唯一的武器是口袋里那把折叠刀。
他侧过身，看到一个人从巷子的阴影里走出来。
三十来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摄影马甲，胸口的口袋里插着几支笔和一个录音笔。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台单反相机，镜头盖没盖，像是随时准备拍什么。他的脸在路灯下显得很白，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好奇。
记者。林子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你是谁？”林子川的声音很冷。
“周游。”那个人往前走了一步，把相机举起来示意自己没有恶意，“我是一个调查记者。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不是凶手。”
林子川没有说话，但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折叠刀握在手心里，刀片没推出来。
“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周游说，声音不高不低，在空旷的街道上听起来很真诚，“我有证据。”
林子川盯着他的眼睛。这个人的眼神不像是在撒谎，但记者这个职业本身就是靠“看起来真诚”吃饭的。他见过太多记者，有的真心想帮忙，有的只是想搞个大新闻。他分不清周游是哪种，但他现在的处境没有资格挑。
“什么证据？”林子川问。
周游从摄影马甲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抽出几张照片，递过来。林子川接过，凑到路灯下看。
照片拍的是一个停车场，角度是从高处往下拍的，像是从某个楼的窗户里拍的。照片上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林子川认识——秦奋，穿着深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另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个子很高，肩膀很宽。
“这是秦奋死前三天拍的。”周游的声音压低了一些，“我跟了他快两个月了，他在暗地里跟很多人见面，大部分我都拍了。但这个人——”他指了指照片上那个背对镜头的人，“我没有查到他的身份。”
林子川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那个身形他认识。陆战。又是陆战。
“你为什么要跟秦奋？”林子川抬起头，看着周游。
周游推了推眼镜，沉默了两秒，像是在斟酌该说多少：“因为我一个线人死在他手里。三个月前，我一个线人在调查一个跨境洗钱案的时候被灭口了，我追了三个月，所有线索都指向秦奋。他跟境外一个叫‘判官’的组织有联系，他在帮他们洗钱，也在帮他们掩盖一些更严重的事。”
林子川的心脏跳得很快，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所以你不是想帮我，”他说，“你是在利用我搞到更多关于秦奋的材料。”
周游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被看穿之后的坦然：“是，也不是。我需要真相，你也需要真相。我没有资源，你有。你没有合法身份，我有。我们互相利用，不丢人。”
两个人站在凌晨的街道上，对面对，中间隔着三张照片和一个没说出口的信任问题。
林子川看了他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还给周游，说了一句：“带我去你的地方。”
周游没有问为什么，转身就走。林子川跟在他后面，保持了三步的距离。两个人穿过两条巷子，拐进一栋老居民楼，上了五楼，周游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最里面那扇门。
房间不大，两室一厅，但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的调查工作室。客厅里摆着三台电脑显示器，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打印出来的资料，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省城地图，上面钉满了大头针和彩色便签。窗帘是双层遮光的，拉得严严实实，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一点光。
林子川站在地图前面，看着那些大头针和便签。红色的大头针标着秦奋的活动轨迹，蓝色的大头针标着其他一些人的位置，黄色的大头针——他凑近看了看——标的是他林子川的公寓和重案组办公楼。
“你连我都跟？”林子川转过头看着周游。
周游在电脑前面坐下，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不是跟，是记录。秦奋死之前的一周，他的行踪出现了一个异常——他多次提到你的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你是谁，只知道重案组有个组长叫林子川。后来我开始了解你的案子，你的履历，你跟陆战的关系。”他停了一下，转过头看着林子川，“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
“秦奋的死，跟陆战的出现，是同一个时间线上的两个点。有人在用你的师父做饵，让你一步步走进一个已经设计好的陷阱。”周游敲了一下回车键，屏幕上弹出一张时间表，“秦奋死的那天晚上，你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办公楼大厅的监控录像被人为删除了，但对面银行的ATM机镜头拍到了你进楼的画面。”
屏幕上放大了一张黑白截图，时间是晚上九点四十分，画面上林子川正推开办公楼的大门，门口的灯光照在他脸上，五官清晰可辨。
“这个证据为什么不在警方手里？”林子川问。
“因为在警方调取之前，被另一个人拿走了。”周游的嘴角扯了一下，“我的人先到的。”
林子川盯着那张截图看了很久。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知道周游是敌是友，不知道这个人背后还有谁，不知道这间屋子里有没有窃听器，不知道那些“证据”是不是另一个陷阱的一部分。但他现在没有选择。他是全城通缉的杀人嫌疑犯，身上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清白的官方文件。他需要一个人帮他活着，哪怕这个人的动机不纯。
“你怕死吗？”林子川突然问。
周游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些苦涩：“干我这行的，怕死早转行了。”
林子川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很软，比他之前那个安全屋的舒服多了，但他不敢坐实了，身体还是保持着随时能站起来的状态。
“帮我查一个人。”林子川说，“陆战。我要知道他在秦奋死的那天晚上在哪。”
周游的手指已经在键盘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