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战案结案后的第三周，林子川的生活恢复了一种他不太适应的平静。没有深夜的紧急电话，没有需要翻墙逃跑的通缉令，没有人在暗网上直播审判。他每天准时到办公室，翻翻案卷，开开会，偶尔出个现场，下班后去医院陪陈雨婷换药。日子像一条被熨斗烫过的衬衫，平整，但少了点什么。
少的是答案。那个叫“Q”的人还藏在数据的深处，像一条躲在淤泥里的鱼，你能看到水面上的波纹，但抓不到它。
林子川把“蜂巢”数据库的打印件翻了三遍了，每一遍都能发现新的东西。那些数字和图表在他脑子里慢慢拼出了一幅模糊的图画——有人在用一个巨大的算法模型，影响着这个城市的犯罪率、自杀率、意外死亡率。但这些数字太大了，大到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疑神疑鬼。
他需要一个能看懂这些数字的人。
“严朔？”李勇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省厅那个怪人？你确定？”
“王磊推荐的。”林子川把一份文件塞进包里，“说他是省厅首席数据架构师，省城大数据分析的第一把交椅。就是性格有点……”
“怪。”李勇替他说了，“他在省厅待了八年，没跟任何人吃过一顿饭。开会的时候不说话，说完自己的部分就走。有人说他住的地方连网线都没拉，用一台不联网的电脑写代码，写完用U盘拷出来。”
林子川拉上包的拉链：“王磊说他见过严朔写的分析模型，精度高得吓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李勇没有再说什么。
省厅的办公区在城东，林子川开了四十分钟的车才到。大楼比省厅的新，外墙是玻璃幕墙的，在阳光底下反着光。大厅里有一面巨大的电子屏，上面滚动着全省的实时犯罪数据——红色的点代表正在发生的案件，绿色的点代表已经处置的，密密麻麻的，像一幅会呼吸的地图。
严朔的办公室在七楼走廊的最深处，门口没有名牌，门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便签纸，手写着“数据室”三个字。林子川敲了门，没有人应。他又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很低的声音：“门没锁。”
推开门，一股旧书和咖啡渣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不大，二十来平米，三面墙上全是书架，上面塞满了各种技术手册、专业期刊和散装的文件盒。办公桌在房间正中央，上面摆着四台显示器，每台屏幕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据图表。键盘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子，杯壁上写着“省厅第八届运动会纪念”，里面的咖啡已经干了，结成了一圈褐色的硬壳。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四十岁左右，瘦，脸颊凹陷，颧骨很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小但有神。穿着一件深色的抓绒衫，袖口起了球。他的头发很久没剪了，垂到眉毛的位置，挡住了半个额头。
严朔。林子川见过他的照片，但本人比照片更瘦、更沉默、更像一台被安装在人壳里的机器。
“林警官。”严朔的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了林子川一眼，又转回去了。他的声音没有起伏，像一台合成语音设备在念字，“王磊跟我说了。数据带来了吗？”
林子川从包里掏出那沓厚厚的打印件和一个U盘，放在办公桌上。严朔看了一眼那沓纸，没有去翻，而是拿起U盘，插进主机。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弹出了数据窗口。
“全省过去三年的犯罪率、自杀率、意外死亡率。”林子川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打开的表格，“按月度统计，分市区和县域。”
严朔没有说话，手指继续在键盘上敲。屏幕上的表格被转换成了曲线图，三条不同颜色的线在上面起伏。蓝色的线代表犯罪率，红色的线代表自杀率，绿色的线代表意外死亡率。过去半年，蓝色的线在往下走，红色的线和绿色的线在往上走。三条线像三条方向不同的河流，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分岔了。
“恶性犯罪率下降百分之二十七。”严朔终于开口了，声音还是那种没有起伏的语调，“自杀率上升百分之十九，意外死亡率上升百分之十二。总和上升百分之三十一。时间节点在六个月前，正好是‘判官’数据库被激活的时间。”
林子川的心跳快了一拍：“你是说，‘蜂巢’用算法操纵了这些数据？”
严朔没有直接回答。他调出了另一组数据，是那些自杀和意外死亡者的个人信息——年龄、职业、居住地、过往涉案记录。他把这些信息一条一条地列在屏幕上，然后用一个聚类算法进行分析。不到两分钟，屏幕上弹出了结果。
“所有自杀和意外死亡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严朔用手指点了点屏幕上的一个字段，“他们曾经是过去三年内重大案件的边缘嫌疑人。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起诉。‘心碎者案’的相关涉案人员有七人，其中四人在这半年内死亡。两人自杀，一人溺水，一人车祸。”
林子川的手攥紧了办公桌的边沿。
“心碎者案”。那个案子是三年前的事了，他的配枪就是在那时候丢的。那起连环凶杀案一直没有破，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但那些被列为“边缘嫌疑人”的人——那些被怀疑过、被调查过、但因为证据不足被放过的人——正在一个一个地死去。
不是巧合。
“他们在被清理。”林子川的声音很低，“‘蜂巢’的算法在筛选那些‘法律碰不了’的人，然后让他们自我毁灭。自杀的人是真的自杀了，但那个‘自杀’的念头，可能是被算法诱导出来的。”
严朔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林子川第一次看到他做出不是为了操作电脑而动手指的动作。
“不是‘可能’。”严朔说，“是‘一定’。我见过类似的算法模型，在学术论文里。用大数据分析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社交行为、生活习惯，计算出他的‘脆弱指数’。当指数超过某个阈值，系统会自动推送定制化的心理诱导内容——新闻、文章、视频、社交动态。普通人看到的是普通内容，目标看到的是被精心筛选过的、能把他一步步推向深渊的内容。”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空调的出风口在嗡嗡响，像一只蜂。
“这种技术，不是普通黑客能为的。”严朔转过头，第一次正面看着林子川。他的眼神跟他的声音不一样，他的声音是平的，但他的眼神里有东西——不是激动，是一种“这件事值得做”的认真，“需要顶级的数据科学家、心理学家、神经学家，还有大量的计算资源。能搭建这套系统的人，在全球不超过二十个。”
林子川看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每一行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被算法盯上的人，一条被慢慢推向悬崖的路。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活着的目标。”严朔说，“一个正在被‘蜂巢’算法追踪但还没有死亡的人。从他的数据里，我们能反向追踪算法的来源。”
“怎么找？”
严朔转过身，手指又开始在键盘上敲。屏幕上的数据飞快地滚动，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他的眼睛盯着那些数字，瞳孔里反射着荧绿色的光，看起来不像一个在看数据的人，更像一台正在读取数据的机器。
“给我一周。”严朔说，“我会给你一个名字。”
林子川看着他，点了点头。他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过头。严朔已经不看他了，目光回到了屏幕上，手指还在敲键盘。搪瓷杯里的咖啡渍在灯光下闪着暗褐色的光，像一块干涸了很久的血迹。
林子川出了门，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他的脚步声把灯一盏一盏地激活。他没有坐电梯，从楼梯走下去，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他掏出手机，给陈雨婷发了条消息：“晚上回不去了，加班。”
陈雨婷秒回：“注意休息。”没有问为什么，没有抱怨。她从来不问，从来不抱怨。林子川看着屏幕上那四个字，站了几秒，把手机收进口袋。
走出省厅数据大楼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但林子川觉得冷。不是身体冷，是那种从数据里读到的东西让他冷。百分之二十七的犯罪率下降，百分之三十一的自杀率和意外死亡率上升。那些数字背后不是统计学的波动，是有人在用算法杀人。不是一把刀，一颗子弹，一瓶毒药，而是用一个精心设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嵌在日常生活里的信息流，把人一点一点地推向死亡。
更可怕的是，那些死去的人里，也许真的有该杀的人。但“谁该杀”这个决定，不应该由一个算法来做。
林子川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了很多，仪表盘上的数字在跳动，空调的出风口呼呼地吹着热风。他没有马上走，而是坐在驾驶座上，靠着椅背，看着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
一周。
严朔说一周之后会给他一个名字。
林子川挂挡，松刹车，车子驶出了停车场。后视镜里，省厅数据大楼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着光，整栋楼看起来像一块巨大的、冷冰冰的集成电路板。
他开上了主路，车流裹着他往前走。窗外是这座城市的日常——有人在等公交，有人在遛狗，有人在街边的小摊上买煎饼果子。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叫“蜂巢”的算法正在暗处观察着他们，分析着他们，计算着他们值不值得活下去。
林子川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他脸上，吹得他眯了一下眼。他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大了一点，外面的声音涌进来——发动机的轰鸣声、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远处的喇叭声。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嘈杂的、真实的、活着的声音。
他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加速了。
一周。他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