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川发动了车子，正要挂挡，后视镜里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从村口的老槐树下站起来，拄着一根拐杖，走得很快，拐杖戳在水泥路面上，嗒嗒嗒的，像啄木鸟在敲树。苏婉先看到了，拉了拉林子川的袖子。林子川熄了火，推开车门下车。
那人走到跟前，林子川才认出来——是兴旺村的老支书，姓陈，七十多岁了，上次来查“模范村”案子的时候，他带着林子川在山里转了半天。那时候他的腰还直，拐杖是拄着好玩的，不像现在，半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那根木棍上。他的脸上皱纹比两年前深了很多，像干涸的河床，但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的亮，是那种在山里住了一辈子、看惯了日出日落、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的清明。
“陈书记。”林子川迎上去。
老支书摆了摆手，喘了几口气，呼吸平稳了才开口：“林警官，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有些事，该告诉你了。”他看着林子川，目光里有太多的东西——愧疚、犹豫、还有一种“终于可以说了”的释然。他把拐杖换到左手，右手拍了拍林子川的肩膀。
“上车吧，去村委会说。”
村委会在老槐树后面的一排平房里，门上的牌子锈了，“兴旺村村民委员会”几个字只剩下“旺村村民委员”六个字。老支书掏出钥匙开了门，里面很暗，有一股陈旧的木头和灰尘的味道。他拉亮了灯，日光灯闪了两下才亮起来，发出嗡嗡的电流声。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示意林子川和苏婉坐在对面的长椅上。
“三十年前，顾长明来村里找我。”老支书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很清楚，“他说要办一个福利院，收养孤儿和弃婴。国家支持，政策有，手续也齐全。我以为是好事，就帮他协调了地皮。那栋红砖楼，是村里的老学校，废弃了，我让村里低价租给他的。”
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日光灯下散开，像一层薄纱。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福利院，是他的实验场。他不光收养孤儿，还从附近村里挑孩子。挑那些父母双亡的、没人管的、智商高的。他说他要搞一个‘天才儿童培养计划’，把这些孩子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我当时信了，以为他是好心。谁知道他是拿孩子做实验。”
林子川的手放在膝盖上，攥紧了。——老支书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地上，灰白色的，像骨灰。
“你是第七个。你原本不叫林子川，叫阿七。你爹妈是后山的农户，你妈生你的时候大出血，没救过来。你爹一个人把你拉扯到两岁，在山里采药的时候遇上泥石流，也没了。你被村里人送到我这儿，我联系了顾长明，他来把你接走了。你走的时候才两岁多，什么都不记得。”
两岁多。林子川闭上眼睛，试图在脑子里搜索那个年纪的记忆。一片空白。像一面刚刷过白漆的墙，什么都没有。两岁前的记忆本来就不该有，但两岁后的记忆——那些被植入的、虚假的、被精心设计过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三岁？四岁？还是从红房子的地下室里，在那台仪器和那些药物的作用下，一点一点地被种进脑子里的？
“顾长明给你改了名字，叫林子川。他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文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从那以后，你就叫林子川了。”老支书把烟掐灭了，烟头塞进裤兜里，“后来林远道找到了我。他是省厅的警察，他说他在查顾长明，知道红房子有问题。他看了你的档案，知道你是被顾长明挑中的孩子之一。他说他要收养你，把你从顾长明手里救出来。”
林子川睁开眼睛。日光灯的光刺得他瞳孔收缩，眼眶里有一股热流在涌，他忍住了，没有让它们掉下来。
“林远道——你父亲——他办好了所有手续。领养证、户口、改名，全部正规，全是按程序走的。他把你从红房子接走那天，我在村口送他。他抱着你，你才三岁多，瘦得像只猫，趴在他肩膀上，眼睛闭着，睡着了。林远道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忘不了。他说，‘陈书记，这孩子从今天起就是我儿子。我不会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我问他，‘那顾长明那边怎么办？’他说，‘我来处理。’”
老支书沉默了很久，久到林子川以为他不会再说了。
“林远道是个好警察，也是个好父亲。他把你养大，教你做人，送你上警校。他对你比对亲儿子还亲，因为你就是他儿子。他不说，但他的心知道。”
林子川低下头，眼泪掉了下来。不是流，是掉，一滴一滴地砸在膝盖上，砸在他那双手上，砸在那些伤口还没愈合的疤痕上。他没有擦，让它们流。三十年了，那些眼泪攒了三十年，从红房子到林远道家，从三岁到三十三岁，从一个没名字的孤儿到省厅重案组组长。它们一直在那里，等着这一天。
苏婉把手放在他的后背上，没有拍，只是放着。掌心是热的，透过衣服的布料，传到他皮肤上。
“顾长明后来来找过我。”老支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问他那些孩子的下落。我没告诉他，我说林远道是警察，你有本事去找他。他没再来了。但我知道他没死心，他一直在找你。”
林子川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袖子湿了一大片，深色的。“陈书记，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老支书摆了摆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门口，回头看着他。“林警官，你父亲——林远道——他把你从红房子救出来，不是因为他要一个儿子。是因为他看不下去顾长明把孩子当实验品。他是个好人。你也是。你身上流着林远道的血——不是血管里的血，是心里的血。那东西比血浓。”
林子川站起来，走到老支书面前，伸出手。老支书握住了，手很干，骨节很大，掌心有厚厚的老茧。那个握手很长，长到苏婉在旁边都有些不安了。
“陈书记，保重身体。”林子川松开手。
“你也保重。抓到顾长明，替那些孩子讨个公道。”
林子川点了点头。
他们走出村委会，阳光照在脸上，刺眼。门外站着一个人，佝偻着背，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嘴唇干裂了，眼睛半睁着，像是一直在打盹。哑女阿秀。她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也许从他们进村委会开始就站在这里了。看到林子川出来，她浑浊的眼睛亮了。她伸出手，干枯的手指抓住了林子川的手腕，力气大得出奇，像怕他跑了。
阿秀的嘴张开了，发不出声音，只有气流从喉咙里挤出来，嘶嘶的。她的嘴唇在动，在说一个词，重复了很多遍。林子川从她的嘴型里读出了那个词——“阿七”。那是他以前的名字。一个他从没听过的、完全不记得的、被抹去了的名字，从哑女阿秀的嘴里说出来，像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鬼魂，站在阳光下，站在他面前，说——你还活着，你还记得吗？你不记得了，我记得。
林子川蹲下来，跟阿秀平视。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皮肤像树皮，骨节突出。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河边钓鱼的照片，指着那个蹲在他身边、手搭在他肩膀上的男人，又指了指自己的脸。阿秀的眼睛亮了一下，她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最后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拍了拍。那个动作的意思林子川读懂了——“我认识你，我记得你，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阿秀的眼角流下一滴泪，浑浊的，像雨后从屋檐上滴下来的水。
阿秀松开了手，退后一步，朝林子川摆了摆手。那个摆手的动作很慢，像在跟他告别，又像是在说“你走吧，别回头”。林子川站在那里，看着阿秀转过身，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进村委会旁边的那条小巷子。棉袄的下摆在风中轻轻摆动，她的影子很长，投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一幅褪了色的壁画。
苏婉拉开车门，林子川坐进去。发动引擎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抖，方向盘在握把里微微颤动。苏婉没有说“你没事吧”，她只是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这一次用了一点力，握紧了他的手。车里的音响还开着，那首老歌已经放完了，收音机沙沙地响，像在下一场没有声音的雨。林子川把收音机关了，挂挡，松刹车，车子驶出了兴旺村。后视镜里，老支书还站在村委会门口，手搭在眉骨上，遮着阳光，目送他们远去。阿秀已经不见了，巷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在吹。
林子川把车停在了路边。他趴在方向盘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苏婉没有打扰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风吹进来。风带着田野里稻草的味道，还有远处谁家在烧柴火的烟味，混在一起，像一种他小时候闻过但叫不出名字的味道。他哭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移到了正南方。苏婉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偶尔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一下。
他直起身，用手背擦了一下脸，发动了车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那种安静跟来的时候不一样了。来的时候的安静是冷的，是隔着一层东西的。现在的安静是暖的，是两个人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明白的。因为他有父母了，不是亲生，但比亲生还亲。林远道，赵晚秋，他们用三十年的时间给他造了一个家，用命护着他。他不是没人要的孩子，他是被人从废墟里捡起来、捧在手心里、用一生的温度捂热了的孩子。林子川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加速了。前方是省城的方向，是周桂兰躺着的养老院，是顾长明藏身的北山，是那些还没被揭开的真相和还没被抓住的魔鬼。路很长，但他不孤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