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京城推向地方，比沈青霜预想的要慢，也比她预想的要难。各地的衙门有自己的规矩，有自己的关系网，有自己的利益纠葛。刑部的文书发下去了，执行不执行是另一回事。沈青霜不能坐在京城等，她得亲自去看。
第一站是河北。离京城近，骑马两天就到。她带着顾衍之和王捕头，三个人三匹马，沿着官道一路往南。河北的几个府县，沈青霜以前来过，那时候是为了查案，来了就走，没有细看。这次不一样，她要在每个地方停留，要看当地的衙门怎么审案，怎么判案，怎么对待百姓。
真定府的知府姓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在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油滑得很。沈青霜到的时候，他带着全府的官员在城门口迎接，摆了酒席，说了一堆恭维话。沈青霜没有喝酒，没有吃饭，直接去了府衙的大牢。
大牢在府衙的后院，阴暗潮湿，关着几十个犯人。沈青霜一个一个地看，看了整整一天。发现有七个案子有问题，有的是证据不足，有的是证人串供，有的是屈打成招。她把那七个案子的卷宗调出来，一页一页地翻，翻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她把卷宗摞在刘知府面前，说了一句：“这七个人，放了。四个证据不足的，发回重审。三个屈打成招的，立即释放，该赔钱的赔钱，该道歉的道歉。”刘知府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了好几下，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消息传出去之后，河北的官员们都慌了。沈青霜的刀比传说中还要快，还要狠。接下来的一个月，她走了河北的六个府县，平反了二十多起冤案，释放了三十多个无辜的人。那些被放出来的人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有人抱着她的腿哭，有人喊“沈青天”。沈青霜没有说话，扶起他们，让他们走。
第二站是山东。山东的情况比河北好一些，但也有不少问题。济南府的知府姓王，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书生气很重，审案的时候喜欢引经据典，但实务不行。沈青霜翻了他经手的案件，发现有十几件证据不足就判了。她把王知府叫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证据不足就判。王知府支支吾吾了半天，说是“根据情理推断”。沈青霜拍了一下桌子，声音不大，但王知府的腿都软了。“情理推断不能代替证据。大周的律法写得清清楚楚，证据不足，不能定罪。你再这样判，我饶不了你。”王知府连连点头，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第三站是河南。河南的案子最多，问题也最严重。开封府的牢里关着上百个犯人，有一半是在喊冤。沈青霜在开封待了半个月，一个一个地审，一个一个地过。发现了一起冤杀案——一个年轻人被冤枉杀了人，已经被判了死刑，秋后就要问斩。沈青霜重新调查了现场，找到了真凶，在行刑前三天把人从牢里放了出来。那个年轻人跪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他的老母亲从乡下赶来，抱着儿子痛哭流涕，然后转过身，对着沈青霜磕了三个响头，磕得额头上全是血。
沈青霜扶起她，说了一句“大娘，这是刑部的本分”。老母亲拉着她的手不放，眼泪滴在沈青霜的手背上，滚烫的。
沈青霜在各地巡视了整整一年。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河南，从河南到湖广，从湖广到江南。每到一处，她先看大牢，再看案卷，然后升堂审案。她不接受宴请，不收受礼物，不住驿站，只住在衙门后院的厢房里。吃的跟差役一样，喝的跟书吏一样。
一年内，她平反了上百起冤案，释放了数百个无辜的人。那些被冤枉的人，有的已经在牢里关了十几年，有的头发都白了，有的被放出来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了。他们被抬出大牢的时候，阳光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眯着眼睛，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看着这个世界。他们的家人等在门口，看到他们出来，抱在一起哭。
消息传遍天下。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把沈青霜的故事编成了评话，从她验尸破案讲到她平反冤狱，从她推行女子科举讲到她改革刑律。一拍惊堂木，说得唾沫横飞，茶客们听得如痴如醉。有人说她是“再世包公”，有人说她是“女青天”，有人说她是“天下第一提刑”。那块牌匾挂在刑部大堂里，金光闪闪。
各地的官员纷纷效仿沈青霜的断案方法。以前审案靠经验，靠直觉，靠关系。现在不行了，沈青霜的刀架在脖子上，谁也不敢再马虎。证据不足的，不敢判了。屈打成招的，不敢打了。收了银子的，把银子退了回去，连夜烧了账册。
沈青霜站在刑部大堂的台阶上，看着院子里的槐树。槐花开了，雪白的花瓣在风中飘落，落在地上，落在她肩上。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花瓣，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骄傲，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平静。像是走了一条很长的路，终于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不是终点，但可以喘口气了。
顾衍之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你现在是真的天下闻名了。”
沈青霜没有说话。她看着那些飘落的花瓣，看了很久。然后她转过身，走回公房，坐下来，翻开案卷，拿起笔。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天下无冤，她不敢说。案子太多了，冤屈太多了，她查不完，翻不完，平反不完。但她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一件是一件，能翻一个是一个。做总比不做强，翻总比不翻强。
窗外的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沈青霜低着头，继续批案卷。
—第442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