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的五月比临江凉。林鹿溪下飞机的时候，机场的电子屏显示地面温度十七度，她穿着临江出发时的薄外套，站在廊桥出口等风过去。周砚礼在到达大厅举着一张A4纸，上面用马克笔写了“林鹿溪”三个字，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他看到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没托运行李？”
“没。一个登机箱，够了。”林鹿溪拍了拍肩膀上的帆布包，“重要的在这里面。”
周砚礼看了那个帆布包一眼。边角磨白了，拉链头断了一截，用一根回形针别着。他没说什么，接过她的登机箱，转身往停车场走。车是租的，一辆灰色的菲亚特，不大，他坐进去的时候膝盖顶到了方向盘，把座椅往后调了一截。
“柳如清住在城北，一个老社区。她在那里住了四十年。”周砚礼发动车子，导航设定的目的地离市中心不远，预计车程二十多分钟。“她中文说得还可以，但有时候会蹦意大利语单词。你听不懂的地方我翻译。”
“她身体怎么样？”
“精神很好，腿脚不太利索，但脑子清楚得很。”周砚礼在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了林鹿溪一眼，“你准备好了吗？”
林鹿溪没回答这个问题。她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拉链上的回形针在阳光下闪了一下。车开进一条窄巷，两边是米黄色的老房子，窗台上摆着花，晾衣绳从这栋楼拉到那栋楼，上面挂着床单和衬衫，风吹的时候像旗子。柳如清住在一栋四层小楼的顶层，没有电梯。楼梯是石板的，每一级都被踩出了一道浅浅的凹陷，像河床被水冲刷过的痕迹。
周砚礼按了门铃，等了十几秒，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矮个子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扎成一个低髻，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袖口起了球，下面是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不是意大利人常穿的那种，是国内老人才穿的那种。她的脸皱巴巴的，但眼睛很亮，眼珠是深褐色的，像两枚洗干净的栗子。
“你是林鹿溪？”她的中文带着一点口音，但不是外国人那种，是南方老式普通话的味道，尾音往下坠。
“是。柳奶奶好。”
柳如清打量了她几秒，然后让开身子。“进来。”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有点塌，坐上去会往下陷。墙上挂着一幅画，没有装裱，就是一张纸用图钉按在墙上，四角各一个，图钉已经生锈了。林鹿溪看了一眼那张画，就没再移开过目光。
藏书楼。建成时的样子。屋顶的瓦片是新的，在日光下反着青灰色的光，藤蔓还没爬上来，二楼的窗户全开着，像一个刚睁眼的婴儿。画面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毛笔写的——“藏书楼落成图，柳思成，民国二十五年秋。”
“你父亲画的。”林鹿溪说。
柳如清端着一个托盘从厨房出来，上面放着三个茶杯和一碟饼干。她把托盘放在茶几上，饼干是超市买的那种，包装袋还没拆。她顺着林鹿溪的目光看了那张画一眼，点了一下头。“他画完这张画以后，给我母亲写信说，楼建好了，可以给她种山茶花了。”
柳如清坐下来，把茶杯递给他们。她的手指关节有点肿，端茶杯的时候手微微发抖，但握得很稳。她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然后开始讲。语速不快，像在念一份早就写好的稿子，每一句话之间的停顿都很长，像是在等记忆跟上来。
“我母亲姓顾，叫顾山茶。这个名字不是后来改的，是她本名就叫山茶。我父亲第一次见她的时候，问她叫什么，她说山茶。我父亲说，巧了，我正要给我的楼配一种花。”
林鹿溪手里的茶杯停在嘴边，没喝。
“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真的在楼外面种了一圈山茶花。不是一棵两棵，是一整圈，沿着围墙根，种了六十多棵。我母亲说他把能买到的品种全买了，红的白的粉的，开花的时候整栋楼像坐在花堆里。”柳如清说到这里笑了一下，笑纹从嘴角一直扯到耳根，“我没见过。那些花在战乱的时候全死了。但她说的时候，像是昨天还开着。”
她讲顾山茶的故事，讲了很久。1940年，柳如清出生。同年战火逼近，柳思成把母女俩送上船，让她们去海外投靠亲戚。柳如清记得船上有人吐了一地，母亲把她抱在怀里，用大衣裹着她，嘴里哼一首曲子。那首曲子的调子她到现在还记得，但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柳思成没走。他留下来守楼。1942年，空袭。藏书楼没炸到，人被炸了。消息传到海外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顾山茶没有哭，她把柳如清抱起来，说“你爸爸的楼，我们替他守着”。
“她没回来过？”林鹿溪问。
“没。她这辈子再没回过临江。”柳如清的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布料被搓出一道褶子，“她说她怕回去看到那栋楼还在，人不在。”
顾山茶在米兰开了一家茶室，不大，七八张桌子，卖中国茶和意大利饼干。茶室的名字叫“山茶”，招牌上的字是柳思成生前写好了寄过来的，她找人做了一个匾，挂在门口，挂了四十年。她八十岁那年关了茶室，三年后走的。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照片，是藏书楼刚建成时拍的，黑白的，边角已经卷了。柳如清把那张照片从皮箱里拿出来给林鹿溪看。
林鹿溪接过去，手指捏着照片的边角。照片里的藏书楼还新着，楼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长衫的男人，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女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男人的手搭在女人肩膀上，两个人的头微微靠在一起。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念楼百日，藏书楼前。”
“念楼是我的名字。”柳如清说，“我父亲取的。”
林鹿溪把照片还给她。柳如清从沙发底下拖出一个老式皮箱，棕色的，边角的皮革已经开裂了，露出里面发黄的衬布。她打开箱子，从最底层拿出一个油纸包，用麻绳捆着。她把麻绳解开，油纸一层一层剥开，最里面是一本族谱和一份契约。族谱的封面是蓝色的布面，上面写着“柳氏族谱”四个字，字迹和日记本上的笔迹一致。契约的纸张已经发脆了，翻的时候要很小心，边缘会掉渣。
林鹿溪没有碰。她让柳如清翻开，自己凑过去看。条文和日记里写的一致——藏书楼地契托付慎安信托行代管，立契人顾山茶，受益人为柳思成直系后代，凭柳氏族谱为凭证取回。
“您从来没有取回过？”林鹿溪问。
柳如清把契约合上，放回油纸里，重新包好。“母亲说，要等到有人真正在乎那栋楼的时候，再拿出来。”
林鹿溪沉默了几秒。帆布包里的日记扫描件、地契复印件、产权调查报告，全部放在一起，不过是一个项目的法律文件。但对柳如清来说，这栋楼是她父亲画在纸上的线，是她母亲种在土里的花，是她这辈子没见过但守了一辈子的东西。
“我现在在做藏书楼的修复工作。”林鹿溪把工作室的项目介绍、终审通过证书、作品集封面照片，一张一张地从手机里翻出来给柳如清看。她没有讲沈清漪、Camelia、产权纠纷，只讲楼本身——哪根柱子朽了，哪个榫头要换，哪扇窗的比例不对，要按原始图纸复原。
柳如清看完，把手机还给她。她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墙上那幅《藏书楼落成图》，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油纸包连同族谱一起推到了林鹿溪面前。
“母亲等了一辈子的人，可能就是你。”
林鹿溪看着那个油纸包，没有马上接。“柳奶奶，这不是给我的。这是您的家族遗产。我只是需要知道它的存在，在法庭上可以作为证据——证明Camelia公司的产权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真正的继承人是您。”
柳如清把油纸包又往她面前推了一点。“我不会去中国的。我这辈子没回去过，以后也不会了。你拿着，用在需要用的地方。”她顿了顿，“我母亲要是知道这栋楼是你在修，她会高兴的。”
林鹿溪把油纸包接过来，放在帆布包里，拉链拉到一半，又拉回去，来回拉了三次才拉上。她站起来，对着柳如清鞠了一躬。柳如清坐在沙发上没动，受了她这一躬。
走到门口的时候，柳如清叫住了她。
“小林。”
林鹿溪回头。
“你有没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楼？”
门外的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落在林鹿溪的肩膀上。她站在门口，一半脸在光里，一半在影子里。她想了想，没有用客套话搪塞，也没有用专业术语包装。
“我正在建。”
柳如清笑了。不是那种客气的、社交性的微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往外涌的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皱纹全挤在一起，像一朵干透了的菊花。“那就好。我父亲建了一栋，我母亲守了一栋。你要建你自己的。”
楼梯间的声控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亮了每一级台阶。林鹿溪一步一步往下走，帆布包里的油纸包隔着包面硌着她的腰，像一只手在推着她往前走。周砚礼跟在她后面，没有说话。他走在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停了一下，看着林鹿溪的背影——她站在楼门口，背对着他，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直，像一根刚画好的垂直线。他没有追上去，站在原地，等她先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