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鹿溪在藏书楼的地铺上睡了三个晚上。防水布被体温捂出了一个人形的凹陷，工装外套叠成的枕头每天早晨都被她压扁了，要拍好几下才能恢复一点厚度。方屿早上来换她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蹲在一楼西北角的地下室入口，用手电筒照着那面还没挖开的墙。墙面上有细微的裂缝，手电的光从裂缝里透过去，能看到后面是空的。
“师姐，今天去文物局？”方屿把豆浆递给她。
“去。第四天了。”林鹿溪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蹲太久了。她接过豆浆喝了一口，烫的，舌尖麻了一下。她把豆浆放在窗台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姜念昨天发来的消息——“窗口说材料要补产权归属证明，我们信托契约都交了，还补什么？”她没回这条消息。有些问题不是问窗口能问出来的，是有人在后面拖着。
姜念的车停在巷口，发动机没熄火。林鹿溪拉开门坐进去，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拉链拉到头。
“文物局那边我打电话问了三次。”姜念挂挡，车开出去。“第一次说‘正在审核’，第二次说‘需要补充材料’，第三次说‘产权归属需要进一步核实’。每次换一个说法，每次都不给书面通知。”
“窗口的人什么态度？”
“客气。太客气了。”姜念在红灯前停下来，转头看了林鹿溪一眼。“正常退材料不会这么客气，会直接告诉你缺什么、怎么补。他们不说，就是在拖。”
林鹿溪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下眼睛。连续三天没睡整觉，太阳穴后面像有一根针在扎，一跳一跳的。她没有揉，把手指按在太阳穴上，用力压了一下，睁开眼。
“周砚礼那边怎么说？”
“他昨晚发了邮件，说今天会通过基金会向国内文物部门发正式关注函。他把函件草稿发给我看了——措辞很硬，说基金会已经对这个项目投入了国际扶持资金，如果藏书楼被拆，他们会启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审查程序。”姜念把车停在文物局门口的停车位上，拔了钥匙。“这个帽子扣得够大。”
林鹿溪没说话。她推开车门，走进文物局的大门。
接待大厅的人不多。姜念去窗口递材料，林鹿溪站在大厅的公示栏前面，看着墙上贴的《文物保护临时禁令申请指南》。指南上写着：紧急保护令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批。今天已经是第四天。她把指南上的这行字拍了下来，存进手机。
姜念从窗口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还是那个说法——‘产权归属需要进一步核实’。我问核实什么，窗口说‘领导批示的，我们不清楚’。”
林鹿溪走到窗口前，敲了一下玻璃。窗口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穿着制服，头发扎得很紧，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是申请人的代表。申请编号A-0217，已经提交了第四天。按照指南，紧急保护令应该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批。我需要知道卡在哪个环节。”
女工作人员低头查了一下电脑，抬起头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您稍等，我帮您问一下。”她站起来，走到后面的一扇门前，敲了两下，推门进去了。门关上的时候，林鹿溪看到门缝里透出来的灯光，很亮，白炽灯的那种白。
等了五分钟。女工作人员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便签条。“我们领导说，产权归属的材料还需要补充一份——信托受益人的身份公证。”
林鹿溪看着那张便签条。字迹潦草，但能看出“身份公证”四个字。信托契约、柳氏族谱、授权书、公证书，她能提供的法律文件都已经提供了。他们不是真的要“身份公证”，是要一个他们知道她拿不到的东西——让柳如清本人来中国做身份认证。柳如清八十四岁，一辈子没回来过，不会回来的。
“这个公证我们在意大利已经做了。”林鹿溪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佛罗伦萨地方法院出具的公证书，具有跨境法律效力。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原件。”
女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又把便签条拿回去看了一眼。“领导说，要国内公证处的。”
林鹿溪没有再说。她把便签条放在柜台上，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姜念跟在她后面，出了大门才开口。
“他们就是在拖。”
“我知道。”林鹿溪站在台阶上，阳光很亮，她眯了一下眼。“回去等周砚礼的消息。”
周砚礼的消息是下午到的。不是电话，不是邮件，是一份传真。佛罗伦萨基金会的正式关注函，意大利语和中文双语，盖了基金会的公章和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史研究中心的联署章。函件里写了三句话——第一句：该修复项目已入选基金会年度扶持计划，国际资金已拨付。第二句：任何对藏书楼的拆除或破坏行为，将被视为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承诺的违约。第三句：基金会将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启动相应国际审查程序。
姜念把传真件打印出来，拿在手里看了两遍。“这个措辞，够他们喝一壶的。”
林鹿溪把传真件装进文件袋里，拉链拉到头。“送到文物局去。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份函件作为补充材料提交。”
她们到文物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半。大厅里的人比上午多了不少，窗口前排着队。姜念没有排队，直接走到窗口前，把传真件和补充材料一起递进去。
“这是佛罗伦萨基金会的正式关注函，作为A-0217号申请的补充材料。请加盖收件章。”
女工作人员接过去，看到传真件的抬头时，手指停了一下。她翻到第二页，看到基金会的公章和联署章，然后站起来，拿着材料又走进了后面那扇门。这次等了不到三分钟。她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红色的收件章，在补充材料的每一页上都盖了，盖得很用力，印泥都渗到了纸背面。
“材料已收到，我们会加快审批。”
林鹿溪点了下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陆砚深那边，陈助是在下午四点把情况摸清楚的。审批卡在文物局法规处的一个副处长手里，姓周，和沈家有些旧交。沈清漪的母亲唐韵芝早年通过沈氏控股给文物局捐过一批古籍修复设备，当时经办的人就是这个周副处长。
陈助把这个信息发给了陆砚深。陆砚深看了之后回了两个字：“法务。”
陆氏法务团队的速度很快。当天晚上，一份以“第三方利害关系人”身份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就送到了文物局的值班室。意见书的核心观点只有一条：藏书楼地皮产权目前处于未决诉讼状态，法院尚未作出判决。在判决前，任何对藏书楼的拆除或破坏行为，均构成对诉讼标的的实质性损害，可能导致法院无法作出有效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法院或相关行政部门有权在诉讼期间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意见书的署名是陆氏集团法务部，没有出现陆砚深的名字。但陈助知道，这份意见书送到文物局的时候，审批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陆氏”两个字，然后会去查陆氏和沈家的关系，然后会掂量一下——沈家能给的，陆氏也能给。沈家不能给的，陆氏也能给。
二十四小时后，保护令批下来了。
姜念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作室一楼煮面条。水开了，她把面条下进去，用筷子搅了两下，手机响了。文物局打来的，说保护令已经签发，让她去取。她关了火，面条泡在锅里没捞，拿了车钥匙就往外跑。
保护令是一张A3纸，盖了文物局的公章，写着：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临江古城柳巷片区藏书楼进行拆除、改造或破坏性勘测。有效期至江临市人民法院对藏书楼地皮产权纠纷案作出生效判决之日止。
林鹿溪把保护令接过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把保护令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瓶不干胶喷胶，在保护令的背面均匀地喷了一层。等胶干了几秒，她拿起保护令，走到藏书楼的大门前，对齐门板的上沿，贴了上去。手掌从中间向两边抹，把气泡赶出去，纸面平平整整地贴在木板上，一丝褶皱都没有。
姜念站在她身后，看着她贴保护令的背影。林鹿溪贴完之后退后两步，歪着头看了看位置正不正，然后伸手把左下角翘起来的一小角按了回去。
“多了一道锁。”姜念说。
“锁不是永久的。”林鹿溪转过身，从帆布包里拿出钥匙，打开藏书楼的门。“法院判决前，必须把地下室封好。他们要找的东西——不能让沈清漪抢在前面。”
她走进藏书楼，一楼西北角的地下室入口已经用围挡围了起来。她从方屿留在现场的测绘工具里拿了一把卷尺、一个水平仪和一盒记号笔，蹲在地下室入口旁边，开始测量墙面的开口尺寸。
方屿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他刚画好的地下室结构草图。“师姐，西北角那面墙后面，探测仪扫到的不止一个空间——是三个，呈品字形排列，中间的比两边的大。最深的地方离地面有四米多。”
林鹿溪接过平板，放大了草图。三条线，三个方框，中间的方框最大，标注了尺寸——宽一米八，进深二米四。不是储藏室，不是暗道，是一个可以转身的空间。
“明天开始挖。”她把平板还给方屿，“保护令下来了，他们明面上不敢动手。但暗地里——沈清漪不会等的。”
方屿点了一下头，把平板夹在腋下，去拿工具。姜念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上是那条匿名短信的截图。她把这行字又读了一遍——“沈家的人，找的是楼底下的东西。”她抬起头看着藏书楼的屋顶，阳光从二楼的窗户漏进来，落在木梁上，把榫卯接口处的灰尘照得像一层金粉。
林鹿溪蹲在地下室入口旁边，手里拿着卷尺，量了墙面裂缝的宽度。五毫米。她用记号笔在裂缝旁边画了一个箭头，写了“监测点1”。写完之后她把记号笔的帽盖上，别在耳朵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青石板路上，那三辆无标识工程车今天没来。车位空着，地上还有轮胎碾压过的痕迹，深色的，像两道干了的河床。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原版铜钱，指腹按在“溪”字上，按了一下，松开。然后转身回到地下室入口，蹲下来，继续量第二道裂缝。卷尺的金属头卡在裂缝的边缘，她用指甲按住，读数，在墙上写“监测点2”，字写得很小，缩在裂缝旁边，像一滴没干透的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