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的灯从傍晚六点就没灭过。林鹿溪把六类二十二份文件按时间顺序在长桌上一字排开，从左到右，从民国二十七年到今天。最左边是柳思成日记的影印件，纸张泛黄，边缘脆裂，用透明文件袋封着。旁边是慎安信托行的契约原件，油纸包裹还没拆开，但封面上她用铅笔写了“信托契约”三个字。再往右是柳如清的授权书和身份证明，佛罗伦萨地方法院的公证书，意大利语和中文双语，盖了两个章。第四份是柳思成剖面图和方屿的雷达扫描数据，图纸折叠成A4大小，雷达数据打印在热敏纸上，卷曲着，要用夹子压住边角。第五份是Camelia公司的“无主地块”申报材料——她手里那份缺了第四条附件，一直缺着。第六份的位置空着，桌上贴了一张便签条，写着“陆砚深——档案馆材料”。
姜念端着一碗面从厨房出来，放在桌角。面已经坨了，面条粘在一起，用筷子挑都挑不开。她站在桌边，看了一眼那排得整整齐齐的文件夹。
“六类二十二份。够了吗？”
“够了。”林鹿溪把便签条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便签条落在垃圾桶底部的废纸上，弹了一下，滚到了角落。“但第六份到了才算完整。”
手机响了。陈助的消息：“林女士，我在楼下。”
林鹿溪下楼的时候，陈助站在工作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的绳子缠了三道。他没有穿西装，一件深色的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看起来像是从公司直接过来的，领口的扣子扣错了位，最上面一颗扣进了第二个扣眼。
“陆总让我直接送过来。”陈助把档案袋递给她，没有多余的话。“档案馆调取的Camelia公司申报材料原件。您看看。”
林鹿溪接过去，拆开绳子，抽出里面的文件。第一页是Camelia公司“无主地块”申报表的原件扫描件——不是复印件，是扫描后打印的，但上面有临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收件章，红色的，日期是两年前。她翻到第二页，申报表的第四条附件位置，盖了一个“缺失”的章。和她手上那份复印件一模一样。第三页是一份情况说明，不动产登记中心内部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着“Camelia公司申报时未提交第四条附件，经办人未要求补正”。
她把这三页文件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看着陈助。
“这次不是匿名了？”
陈助点了一下头。“陆总说，之前匿名是因为怕您不要。现在他说，他的东西您不会因为是谁给的就不收，也不会因为是谁给的就要收。他只是把该给的东西送来。”
林鹿溪把文件装回档案袋，拉链没拉，抱在怀里。“替我跟他说谢谢。”
陈助走了。林鹿溪上楼，把第六份文件摆在长桌的最右边，和其他五份并排。六类二十二份，全部齐了。
沈清漪那边的庭前会是在沈家的书房开的。代理律师姓关，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食指推眼镜框。他把起诉状和证据清单摊在桌上，翻开到古井遗存的那一页。
“沈女士，古井这部分，我建议从产权案中拆分出来另案处理。”关律师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在切豆腐。“理由很简单——地下埋藏物的归属权和地皮产权在法律上是两个标的。把古井从主案里拆出去，主案的审理周期至少缩短三分之一。法院会倾向于同意。”
沈清漪坐在书桌后面，手指搭在桌面上，拇指一下一下地按着桌面。“拆出去以后，古井那部分多久能判？”
“不好说。”关律师把眼镜框往上推了一下，“但拆出去的好处是——主案判决前，保护令只保护地上的楼，不保护地下的井。如果有人在这期间进入地下室取了什么东西，法律上不构成对保护令的违反。”
沈清漪的手指停了。她看着关律师，关律师看着她。
“我明白了。拆。”
关律师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合上笔记本站起来。“那我明天在庭上提拆分申请。沈女士，还有别的吗？”
沈清漪摇了摇头。关律师走了，门关上的时候，书房里安静了下来。沈清漪坐在书桌后面，面前的起诉状还摊开着，翻到古井遗存的那一页。她把那一页撕了下来，叠了两折，塞进抽屉里。塞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抽屉里的那支旧手机——按键式的，黑色外壳，上面有一道很深的划痕。她没有拿出来，把抽屉推上了。
米兰那边，周砚礼发来的消息是晚上到的。三张照片。第一张是柳如清在米兰寓所签署远程作证授权书的现场照片，她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文件，手里握着笔，签名签得很慢，但每一笔都很稳。第二张是公证员在现场核验身份的照片，公证员是个中年意大利男人，穿着深色西装，手里拿着柳如清的护照，正在对照照片。第三张是柳如清对着镜头说的一段话的文字记录——周砚礼翻译成了中文，用便签条贴在照片下面。
“告诉林小姐，我母亲顾山茶一辈子没说过重话，但去世前说过一句——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拆柳思成的楼，就把族谱和契约亮出来。那是他留给这座城市的，不是留给哪一家的。”
林鹿溪把这三张照片看了两遍，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她拿起笔，在庭审材料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结语——柳思成留给这座城市的，不是一栋楼，是一口井；不是一口井，是一整个时代的记忆。保护它，不是因为它值钱，是因为它不该烂在地底下。
写完她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左臂的伤口还在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闷闷的、持续不断的疼，像有人在用一根钝针在皮肤下面慢慢地戳。她没有吃药，把左臂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按了按纱布的边缘。纱布下面，缝合线在拉扯皮肤，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那五针的存在。
她拿起手机，翻到周也屏的号码。这个号码她存了四年，从来没删过。她知道这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停机了，注销了，或者被电信公司回收又重新分配给了别人。但她还是打开了短信界面。
“老师，明天开庭。”
四个字。发送。消息状态从“发送中”变成“已送达”，然后变成“已读”。她不知道是谁读了这条短信，也许是电信公司的系统自动标记的，也许是新的机主随手点开的。她把手机放回桌上，没再管。
周砚礼的消息是半小时后发来的。一张照片，米兰的墓园，周也屏的墓碑。碑前放着一束花，雏菊和几枝不知名的野花，用麻绳捆着，插在一个玻璃瓶里。和她在第11章墓前看到的那束一模一样——原来一直都是周砚礼放的。不是别人，是他。他每次回来都会去，每次去都会带花，每次带的花都是同一种。
照片下面附了一行字：“爸，明天开庭。您的学生替您交作业了。”
林鹿溪看着这张照片，把手机放在桌上。她伸手进口袋，摸到那枚原版铜钱，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铜钱在台灯的光线下反着暗黄色的光，那个“溪”字几乎看不清了，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她用手指按着那个字，按了一下，松开。
“好。明天。”
她说得很轻，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她把铜钱放在庭审材料的最上面，压住那六类二十二份文件。铜钱不大，但压得很稳，文件没有被风吹动。窗外的风从巷口灌进来，把安全网吹得呼啦呼啦响，但没有吹动桌上的任何一张纸。她把台灯的灯光调亮了一档，光柱落在铜钱上，在桌面上投下一小片圆形的影子，像一轮满月被谁按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