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处的会议室在白光灯下亮得晃眼。沈知意把手稿原件从文件袋里取出来，一本一本在桌上排开。1998年的草图，纸张已经泛黄，边角有些脆，翻页时要很小心。1999年的实验数据记录本，表格画得工工整整，数字写得一笔一划。2000年的节点详图，钢笔线条干净利落，标注的尺寸精确到毫米。公证员戴着白手套，一页一页翻过去，在每一页的空白处盖上蓝色的日期戳。钢印压下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记录这些纸张等待被看见的日子。
王思雨站在旁边，手机一直震个不停，她没接。赵磊蹲在地上，把每一页手稿的高清扫描件按日期整理好，文件夹的命名格式是年月日加简要描述，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了两遍。周建国在联系第三方鉴定机构，约好了明天上门取样。
三天后，所有材料准备完毕。沈知意亲自把文件送到天工奖组委会。接待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接过文件袋时表情有些复杂，说评委会也是按程序办事，希望沈老师理解。沈知意说理解，清者自清。
专家鉴定的结果在第七天出来了。
组委会邀请了三位独立专家，分别来自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三位专家对母亲的原始手稿进行了检测，纸张的年代通过纤维分析和碳十四测年确认，墨水成分与1998-2000年市售墨水一致，时间戳没有问题。三位专家一致认定手稿的真实性成立，知意设计的技术原创性没有问题，母亲手稿的时间远早于海外公司的专利申请日，抄袭指控不成立。
组委会的电话打来时，沈知意在工地上。文化中心的外立面样板段正在安装，她戴着安全帽站在升降机上，手机响了，她摘掉手套接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说经过专家鉴定，举报不成立，知意设计恢复参评资格。举报者的行为涉嫌诽谤，建议你们追究。
沈知意挂了电话，站在升降机上看着正在安装的样板段。工人把一块陶板挂上去，卡嗒一声严丝合缝。她仰着头，阳光从陶板之间的缝隙漏下来，在安全帽的帽檐上投下一道细碎的光斑。她眯着眼睛，嘴角动了一下。
王思雨在办公室等消息，沈知意推门进来的时候，她从椅子上弹起来。“知意姐，怎么样？”沈知意把安全帽放在桌上，安全帽的内衬上还有汗渍，帽带歪了。“恢复参评资格了。”
王思雨愣了一下，然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压抑太久的、终于可以释放出来的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赵磊站在旁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递纸巾还是该拍拍她的肩膀，最后什么都没做，站在那儿等她哭完。周建国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背过身去看着窗外，院子里香樟树的叶子在阳光里绿得发亮。
“暂时不追究。等天工奖结束后再说。现在的主要精力是获奖，不是打官司。”沈知意等王思雨哭够了才开口，“诽谤的事跑不了，苏晚晴的账一笔一笔记着。等天工奖结束，一笔一笔算。”
伦敦那间酒店房间里，苏晚晴把手机摔在床上，屏幕裂了一道新的缝，跟之前那道交叉成一个十字。天工奖组委会的公告已经出来了，她一字一句地读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像针扎进眼睛里，扎得生疼。
陆景川的视频电话打进来，屏幕上的他比以前更憔悴了，颧骨高耸，眼下青黑，嘴唇干裂。声音干涩，像砂纸磨过铁皮。“我说过不要搞小动作。你每一次都搞，每一次都输。抄袭指控，举报信，哪一次成功了？你偷来的假资料让陆氏丢了文化中心项目，你找的海外专家让天工奖组委会把我们列入了黑名单。现在怎么办？”
苏晚晴把手机捡起来，屏幕上的裂纹把陆景川的脸切成几块。她的嘴唇在发抖，手指也在发抖。“还有一个办法。”声音低得像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什么办法？”陆景川问。苏晚晴没有回答，挂断了视频。
陆景川在出租屋里盯着已经挂断的电话屏幕，黑屏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憔悴得快要认不出来了。
窗外上海的夜景在褪色，路灯灭了，天边泛起鱼肚白。陆景川蜷缩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脑子里一直在转，转来转去都是同一个问题——那个女人说的是什么办法？他不敢往下想，但停不下来。
沈知意办公室里灯还亮着，她坐在桌前，面前是那份修改过的天工奖申报材料。母亲的手稿扫描件已经加进去了，每一页都标注了日期和说明，几十页，厚厚一沓。她翻到母亲的照片那一页停了一下，照片里的女人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站在工厂里，身后是那个她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建起来的原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笑容笃定。
“妈，你的技术站住了。不是在我心里，是在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里。没有人能再质疑它的原创性。你当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东西，被权威认可是真的，是你自己的，不是抄任何人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照片里的人能听见。照片里的人笑着，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