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的调查通知是在一个周三下午送达的。两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景川资本临时办公室门口，把一份红头文件递到陆景川手里。文件上盖着证监会的公章，红色印章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像一摊凝固的血。陆景川拿着那份通知站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门外的走廊空荡荡的，声控灯灭了也没人弄亮。
账户冻结的通知紧随其后。手机银行APP弹出一条红色的提示——“您的账户因司法冻结暂无法使用”，下面是一行客服电话。陆景川把那行提示看了好几遍，锁屏，把手机扣在桌上。办公室的窗帘拉着，灯开着，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光线时明时暗，像某种不祥的信号。
张总的电话在傍晚打来。他的声音不像平时那样带着油腻的热情，而是又冷又硬，像冬天被人泼了一盆水。“陆总，我听说了。证监会查你，我可不想被牵连。我的钱，你尽快退回来。本金加利息，一分不能少。”
陆景川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他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钱已经花出去了。媒体那边的费用、运营成本、还有之前的投资——”张总打断了他，声音拔高了几度。“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你怎么花，我只管我的本金。三天之内，我要见到钱。否则你就等着被告吧。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保本条款，你赖不掉。”电话挂断了。陆景川听着忙音把手机放下。
景晟设计破产后他已经把能卖的都卖了，房子、车子、甚至以前收藏的几幅字画，换成现金填了公司的窟窿。景川资本的启动资金来自张总，他自己的钱早就在之前的烂摊子里烧光了。现在账户被冻结，张总要撤资，他拿什么还。他翻了翻通讯录，打了几个电话，有的响了几声就挂了，有的接起来说了两句就说最近也困难，有的干脆不接。那些以前在饭桌上称兄道弟的人，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孙秘书在周五递交了辞呈。打印的A4纸，几句话，感谢栽培，因个人原因辞职。陆景川没有挽留，拿起笔在辞职信上签了字。孙秘书接过辞职信站在桌前没有马上走。
“陆总，收手吧。你赢不了她的。”声音不大，语气里没有了以前那种毕恭毕敬，更多的是一种疲惫的劝告。陆景川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份证监会调查通知，没有抬头。孙秘书等他回应等了片刻，转身走了。门关上了，办公室里只剩陆景川一个人。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日光灯管还在闪，闪得人心烦。
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张沈知意的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她穿着白色棉布裙站在清华建筑馆门口，笑得很灿烂，露出上下两排牙齿，眼睛弯成了月牙。他翻到照片背面，没有字，白纸一张。他不记得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了，也许是分手后从某处翻出来的，也许是别人给他的，总之它就在那里，一直没拿走。
“我输了。彻底输了。”
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他自己能听见。他把照片放回抽屉关上了。窗外上海的夜色降临，浦东的天际线亮着灯。那些楼里有几栋是沈知意设计的，他记得很清楚。滨江综合体、文化中心，每一栋都在他曾经以为会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现在它们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像她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手机震了一下，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房贷逾期，信用卡逾期，一笔接一笔的数字像永远不会停止的钟摆，每一下都砸在同一个地方，痛感已经麻木了。他没有打开看，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但他没有再开其他灯。那根闪动的日光灯管终于彻底灭了，房间里暗了一大块。
陆景川坐在那片渐暗的光线里，双手撑着额头，手指插进头发中。肩膀在抖，没有声音。桌上的文件被风吹落了一页，落在地板上，他没有捡。那是证监会调查通知的复印件，白纸黑字，每一个字都在控诉他做过的事。窗外的风大了些，窗帘被吹得鼓起来。
他想给沈知意打个电话，想跟她说“我错了”。他知道她不会接，就算接了她也不会相信，就算相信了她也不会原谅。三个字太轻了，轻到抵消不了他做过的一切。从悔婚那天起，他就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每一次以为能赢，每一次都输得更惨。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了。
陆景川在椅子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保洁阿姨推门进来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几根没灭的灯管发出苍白的嗡嗡声，桌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保洁阿姨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开始拖地。拖把在地板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陆景川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摞好塞进抽屉里，拿起外套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一盏一盏地亮，他走过一盏，身后的灯就灭了。到电梯口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看一眼。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