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诉书是陆正庭亲自写的。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那份评标结果公告，他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字都记得住。他拿起笔写了很久，写了几行停下来，揉了重新写，反复了好几次。窗外的天从亮变暗，办公室的灯自动亮了，他还在写。纸篓里堆满了揉成团的废纸，像一朵朵白色的花，开在灰暗的角落里。申诉书写了密密麻麻好几页，措辞激烈，质疑评标过程存在不公，要求主管部门重新评审。他逐条列举了知意方案所谓的问题——技术过于超前，未经大规模验证；VR体验干扰评委判断，有炫技之嫌；成本估算偏低，未来可能存在超支风险。每一条都站不住脚，但他写得言之凿凿，像在说服自己。
孙秘书站在桌前，看着他写完最后一个字。陆正庭把笔放下，把那一沓纸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好口，递过去。
“送过去。亲手交给陈主任。”
申诉书送到项目主管部门后，审查组用了三天时间复核评标过程。调阅了全部评分记录，查看了所有标书文件，一一核对了评委的评分依据与评分结果之间的逻辑关系。结论很快就出来了——评标过程公开透明，评委独立打分，无违规行为。申诉驳回，维持原判。
评标委员会主任陈主任给陆正庭打了电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很明确。
“陆总，输了就是输了。接受现实吧。知意设计的方案确实比陆氏好，不是好一点，是好很多。评标委员会七个人全票通过，没有争议。你申诉的那些问题，我们一一核查过了，站不住脚。你也是行业老人了，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体面地退场。”
陆正庭握着手机没有回话。电话那头传来忙音，他还举着手机贴在耳朵上，像一个忘了放下手臂的士兵。窗外的天阴沉沉的，云层压得很低，透不过一丝阳光。
陆正庭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的桌前，面前摊着那份被驳回的申诉书。他把桌上的文件扫到地上，文件夹散了一地。茶杯掉在地毯上，没有碎，茶水洒出来浸湿了几页纸。他拿起桌上的相框想砸，手举到半空中停住了。相框里是他年轻时的照片，意气风发，站在陆氏设计的第一个项目工地前，身后是正在浇筑的混凝土骨架。他看着照片里那个年轻的人，胸膛剧烈起伏，最后还是把相框放回了桌上。
窗外浦东的天际线在暮色中亮起了灯，万家灯火从脚下铺展到天边。陆正庭站在窗前，佝偻着背，白发在逆光里白得刺眼。他这一辈子把陆氏从一个小设计所做到行业龙头，用了三十年。把它从行业龙头做到破产重组，只用了三年。不是市场变了，是他变了。他变得贪婪、短视、不择手段，为了利益可以默许儿子悔婚，为了翻身可以跟造假者合作，为了赢可以不问过程只要结果。每一步都走错了，但每一步他都以为是唯一的路。
陆景川推门进来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没有锁。他站在门口看着满地的狼藉——散落的文件、打翻的茶杯、倒在地上的废纸篓。陆正庭站在窗前背对着他，肩膀在微微发抖，那个曾经挺得笔直的脊背现在弯得让人心酸。
陆景川把散落在地上的文件一张一张捡起来，摞好，放在桌上。把倒在地上的废纸篓扶正，把碎纸片捡起来扔进去。把打翻的茶杯拿起来放在一边，用纸巾擦干桌上的水渍，动作很慢，像一个在收拾残局的人，收拾的不是办公室是他和父亲一起造成的烂摊子。
“爸，够了。我们输了。从悔婚那天起，我们就输了。”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没有嘲讽，没有幸灾乐祸，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平静。
陆正庭转过身看着他。儿子站在那里，手里还攥着一团纸巾。比他记忆中憔悴了很多，颧骨突出，眼下青黑。但眼神比以前平静了，没有了那些不甘、怨恨、愤怒，是一种经历过坍塌之后的安静。
陆正庭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以为他会愤怒，会反驳，会说“你懂什么”。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看着儿子，第一次在他面前没有责备，而是疲惫地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我们输了。不是输在方案上，是从一开始就输了。”声音沙哑。陆正庭绕过办公桌，走到儿子面前。父子俩相对无言。窗外夜色渐深，办公室的灯亮着。
陆景川拿起桌上的相框，是他年轻时的照片，站在工地上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看了几秒，把相框放回桌上，没有带走。有些东西注定带不走，比如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比如那些再也抓不住的机会，比如那个曾经站在他面前、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她不会回来了，他们也不会回到过去了。
陆景川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感应灯一盏一盏地照亮了他前方的路，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这一次他没有回头。陆正庭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灯还亮着，窗外浦东的天际线在夜色中闪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陆氏设计成立十周年的合影，他站在人群中间，笑得神采飞扬。照片边缘有些卷曲了，他用手指轻轻抚平，看了很久。往事如烟，他闭上了眼睛，把照片放回信封，信封塞回抽屉。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万家灯火从脚下铺展到天边。灯火里没有一盏是为他亮的，曾经有一盏是，但他亲手把它打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