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信是陆景川手写的。A4打印纸，几行字，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他把信放在主管桌上，主管看了一眼，没有挽留。小公司人员流动大，一个绘图员走了再招一个就是。主管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他说今天。主管没有多问，在离职单上签了字。
老张在食堂堵住他，手里端着一碗红烧肉，夹了几块到陆景川碗里。“你要去哪儿？怎么这么突然？是不是家里出事了？”陆景川低头扒饭，过了一会儿才开口。“不知道。去一个新的城市，重新开始。这里待太久了，想换个环境。”老张嘬了一口二锅头，咂了咂嘴。陆景川之前的事他多少知道一些，但从来不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有些过去提起来比吞玻璃还难受。他拍了拍陆景川的肩膀，说了一句“不管去哪儿，好好过日子”。
陆景川收拾好行李。一个背包，几件衣服，几本书，那本建筑史教材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塞进了包里。扉页上沈知意的名字还在，铅笔写的，字迹有些模糊了。他没有撕掉那页，也没有刻意去看。老张送他到厂门口，阳光很好，工业区的灰扑扑的道路上偶尔开过一辆货车。陆景川把背包甩上肩膀，跟老张握了握手。“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老张说保重，有缘再见。
火车是绿皮车，硬座。陆景川靠窗坐着，背包放在膝盖上。车厢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牌，有孩子哭闹。他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到刚好盖住嘈杂。窗外的风景从工业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南方特有的竹林。他没有定目的地，随便买了一张去南方的票。哪里都行，只要不是上海，不是那个有她名字的城市。手机里的新闻推送他已经很久不看了，不知道知意设计的股价涨了没有，不知道巴黎竞赛的结果出来了没有，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他想她应该过得很好。他闭上眼睛，在列车有节奏的晃动中睡着了。
新城市在南方沿海，不大但干净。空气里有一股海腥味，街道两旁种着榕树，气根垂下来像帘子。陆景川下了火车在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开始找工作。建筑工地，小工。包工头是个黑胖子，看他瘦，不太想要。他说自己能吃苦，以前干过这行。包工头将信将疑，让他试试。第一天搬砖、扛水泥，手上磨出了水泡，晚上回到工棚腰都直不起来。同屋的工友是四川人，姓刘，四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递给他一根烟。他摇摇头说不抽，老刘自己点上，吐出一口烟雾。“新来的？看你斯斯文文的，不像干工地的。”陆景川说以前坐办公室的，公司倒闭了，出来找活干。老刘哦了一声没有多问。
工棚是活动板房，夏天热冬天冷，隔音差得要命。隔壁有人在放手机视频，声音外放，不知道在演什么，吵吵闹闹的。陆景川躺在上铺，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想起在出租屋的那些年，想起陆氏大楼三十七楼的落地窗，想起沈知意站在清华建筑馆门口笑的样子。那些画面像旧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帧一帧地过，没有声音，只有画面。他闭上眼睛不是睡着了，是不想看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工地上已经有人开始干活了。陆景川戴上安全帽，手套磨破了一双，又换了一双。包工头在下面喊“那个新来的，把钢管搬过来”。他弯腰抱起几根钢管，肩膀压得生疼。老刘从旁边过来帮他抬了一根，两个人一前一后把钢管搬到指定位置。老刘擦了把汗，问他叫什么名字。陆景川说我姓陆，叫我小陆就行。老刘说小陆，中午一起吃饭，我老婆做的菜，比食堂强。陆景川说好。
中午老刘老婆送来两个保温桶，一桶米饭一桶菜。辣椒炒肉，青菜，还有一个汤。陆景川坐在砖堆上扒饭，辣椒很辣，辣得他额头冒汗。老刘递给他一瓶水，说多吃点，下午还有力气干活。陆景川接过水喝了一口。以前他吃不了辣，现在觉得辣点好，辣了就不会想别的。
工地上没有人叫他陆少爷，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工，搬砖，扛水泥。下班后去冲澡，水是凉的，浇在身上激得他一哆嗦。他站在莲蓬头下面冲了很久，搓掉了身上的灰泥，也搓掉了那些不该有的念头。换上干净衣服走出工棚，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榕树的气根在灯光下垂下来。他蹲在路边买了一碗炒河粉，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筷子夹起河粉吸溜吸溜地吃。一个拾荒的老人推着三轮车经过，车上堆满了纸壳和塑料瓶。陆景川看着那个老人的背影，想起陆正庭。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拿起手机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
晚上躺在工棚里，老刘打鼾，隔壁在放手机视频，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他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缝，对自己说了一句无声的话。不是别人逼他的，是他自己选的。既然选了就不要回头，把今天过好，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垃圾短信，他没有看，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下面。窗外的虫鸣渐渐小了，老刘的鼾声还在。陆景川闭上眼睛，在这片嘈杂里慢慢睡着了。明天还要早起搬砖，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没有什么比靠自己活着更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