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早上，林深是被鸟叫声吵醒的。
他睁开眼的时候愣了一下。监舍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歇着一只灰喜鹊，叫得正欢，声音又尖又亮，穿透了清晨薄薄的雾气。末世之后他再也没听过鸟叫——丧尸不挑食，城里能动的活物它们都追，猫狗鸟类在两三个月内就被捕杀殆尽。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东边的天空是青灰色的，带着一层薄薄的霾。城市的天际线在晨光里勾勒出高低错落的轮廓，那些写字楼和住宅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暗淡的光。远处的立交桥上有车流在移动，尾灯连成一串红色的光点，像血管里的红细胞，缓慢地、规律地流动着。
整座城市还没有醒来，或者说正在醒来。早餐摊的油烟、公交车的报站声、工地上的打桩机——这些声音混在一起，从三十公里外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被晨风和距离打磨成一片模糊的嗡鸣。
灰喜鹊又叫了一声，从他头顶飞过去，翅膀扑棱棱地划过空气。
林深看着那只鸟消失的方向，忽然想起上辈子末世第二年春天，他在城郊见过一只麻雀。那只麻雀蹲在一根烧焦的电线杆上，羽毛蓬松，歪着脑袋看他。他在原地站了十分钟，就为了看一只活着的麻雀。
后来那只麻雀被一个饿疯了的幸存者用弹弓打下来吃了。
东北角的围墙是新补的。水泥已经干透了，颜色从深灰变成浅灰，跟旁边的旧墙体几乎看不出色差。他蹲下来用手指敲了敲补过的地方，声音是实的，没有空鼓。钢筋骨架被铁板包覆着，焊缝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一道粗糙的拉链。他用扳手敲了几下铁板，当当当的金属撞击声在围墙内侧回荡，结实得让人安心。
预警系统三道防线，他从最外层查起。
鱼线还在，绑在灌木丛的根部，绷得笔直。前两天的那场雨在上面挂了几颗水珠，太阳一晒，折射出细小的光点。林深弯腰顺着鱼线走了一段，检查了每一个绑结点。有一处的结松了，他蹲下来重新系紧，打了一个双渔人结。这个结他上辈子学了很久才学会，绳头要绕五圈，拉紧之后越拽越死。
红外感应器的指示灯亮着，四个都是绿色的。他用打火机在感应器前面晃了一下，岗楼里的蜂鸣器立刻发出尖锐的嘀嘀声。反应灵敏，没问题。
夜视摄像头的画面传到了地下室的笔记本电脑上。屏幕被分割成两个画面，左边是南墙，右边是北墙。黑白画面里，围墙外侧的灌木丛和碎石地面清晰可见，风吹动树枝的时候，画面里会出现细微的噪点，但不影响观察。
供电系统是他最担心的部分。太阳能板和蓄电池是全新的，但接线是林深自己接的，他不是电工。他把配电箱打开，用万用表测了一遍电压——输入端的太阳能板电压是三十六伏，正常；输出端的蓄电池电压是二十五点三伏，正常。他把每一条线路的接头都摸了一遍，确认没有松动，没有发热，没有焦糊味。
蓄电池满电状态下够摄像头和感应器运行四十个小时。如果连续阴天，就得靠地下室的柴油发电机补充。油箱是满的，两百升柴油，省着用够撑一个月。
水井的手压泵打了十几下，一股清水从PVC管里涌出来，哗哗地流进蓄水池。水质清澈，没有异味。净水药片他备了一整箱，一片能净化两升水。就算水井被污染，有了净水药片和蓄水池里的存水，也能撑很久。
武器。林深打开地下室墙角的暗格，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取出来检查。四把56冲，枪身擦得干干净净，枪管里上了薄薄一层枪油。他拉开枪栓，机件滑动顺畅，没有卡涩。两把92式手枪，弹匣装满，保险完好。子弹三千发，他拿出一包拆开，黄铜弹壳在灯光下反着光，底火上都有厂家的钢印。手雷十枚，拉环紧实，弹体没有锈蚀。
他把枪重新放回暗格里，砖头塞回去，抹平砖缝。
药品柜在食堂的最里面。抗生素、退烧药、止痛药、绷带、酒精、碘伏——所有东西按类别摆好，标签朝外。他在药品柜前面站了一会儿，又放了一盒止血带在最顺手的位置。
种子。土豆种薯的芽已经长到半厘米长了，白嫩嫩的，在麻袋里挤成一团。明天就把它们种下去。
林深从食堂走出来，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坐下。
操场上的土翻好了一半，黑色的土壤被太阳晒得微微发干，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硬壳。他把手插进土里，抓了一把，捏紧，松开。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的。
上辈子营地里没有土。工业园的地面全是水泥，想种东西只能找泡沫箱，从三公里外的公园里一箱一箱地往回背土。小胖背土的时候被丧尸追过，跑丢了一只鞋，回来的时候脚底板上全是血泡。后来那片泡沫箱里的白菜长了两个多月，只收了十几棵，小胖一个人吃了大半，没人说他——那土是他用命背回来的。
苏医生是营地里唯一的医生。她本来是个儿科大夫，末世之后硬生生学会了清创、缝合、截肢。她用一把美工刀和一瓶白酒给一个男人截掉了一条坏死的腿，那个人活下来了，苏医生自己却死在两个月后的一次尸潮里。她的尸体被找到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急救箱。
小陈是最小的，才十九岁。末世爆发那天他正好在工业园附近的网吧上网，稀里糊涂地跟着人群跑进了营地。他不会用枪，连刀都不敢拿，老周就让他管物资登记。每一包压缩饼干、每一卷绷带、每一颗子弹，他都用铅笔头记在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后来营地被尸潮吞没的那天，那个本子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林深把手里那把土慢慢撒在地上。
这辈子，他不会再让他们死。
这句话在脑子里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豪迈的感觉。只是一种陈述，像在说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
夜幕降临的时候，林深坐在南面的岗楼里。
步枪横在膝盖上，弹匣是满的，保险是关着的。岗楼的水泥墙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的余温，透过衣服传到后背上，暖洋洋的。他靠着墙坐着，视线穿过射击孔，看向城市的那个方向。
三十公里外，那座城市正在进入夜晚。
写字楼的灯光一层一层地亮着，住宅楼的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光。立交桥上的车流变成了光带，红色的尾灯往一个方向，白色的前灯往另一个方向。那些灯光连成一片，把城市上空的云层映成淡淡的橘红色。
他想象着那些灯光下面的人。
有人在加班，对着电脑屏幕揉眼睛。有人在超市里排队结账，购物车里装着今晚的菜。有人在路边摊吃烧烤，啤酒瓶上挂着水珠。有人在家里的沙发上刷手机，电视开着当背景音。有人在哄孩子睡觉，嘴里哼着走调的儿歌。
没有人知道。
远处的城市安静了一瞬。
那种安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所有声音突然失去了背景——车流的嗡鸣、空调外机的震动、电视节目的嘈杂，这些构成城市底噪的声音在同一瞬间被什么东西抽走了。
隔着三十公里，声音传过来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小了，小到几乎像是风声。但林深听得很清楚。那种声音他上辈子听过无数次，从第一次的毛骨悚然到最后一次的麻木，从来不需要放大音量。
是人在极度恐惧时才能发出的声音。
林深的手握紧了枪身。
他没有动。前三天不出门，等第一波混乱过去。这是计划。计划必须遵守，不管外面的声音有多响，不管那座城市正在变成什么样子。
尖叫还在继续。
林深把视线从射击孔移开，低下头，检查了一遍弹匣。弹匣是满的。他把它重新推进枪身，咔嚓一声卡到位。
岗楼外面，五月的夜风从城市的方向吹过来，带着焦糊味和隐隐约约的血腥气。灰喜鹊早就飞走了，老槐树在风里发出沙沙的声响。
第一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