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远的电话是在刘焕离开后的第三天打来的。苏禾正在看侯念薇新拟的法务招聘需求，电话那头方远的声音比平时更低，像是怕隔墙有耳。“当年你妈签那份协议的时候，在场的还有一个律师。陈国良，陆伯渊的律师。他当时看不过去，私下留了一份录音。现在他退休了，住在城郊的养老院，查出了癌症，没多少日子了。”
苏禾放下手中的笔，在便签纸上写下“陈国良”三个字。“他会见我？”
方远沉默了一下。“我跟他提过你，他说他想见见林婉清的女儿。但他也说了，不保证会帮你。”
苏禾和宋瑛第二天下午到了那家养老院。养老院在城郊的一片杨树林后面，白色的三层小楼，院子里有几把长椅，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打盹，膝盖上摊着一本翻了一半的杂志。陈国良住在二楼走廊尽头，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轮椅。他坐在轮椅上面向窗户，窗外是那片杨树林，叶子已经开始黄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他听到敲门声，没有回头，只是说了一声“进来”。
苏禾走进去，站在他身后两步远的地方。宋瑛没有跟进来，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把门带上了。
“陈律师，我是苏禾，林婉清的女儿。”
陈国良的轮椅转了过来。他的眼睛浑浊得像隔了一层雾，但看到苏禾的脸时，那层雾散了一点。他盯着她看了好几秒，嘴唇动了一下。“像。你长得像你妈。”他的声音不大，带着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沙哑，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
苏禾从包里拿出手机，翻到母亲视频的截图，把屏幕转向陈国良。那张截图定格在林婉清嘴角带血、眼眶淤青的画面。陈国良看了一眼，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泪，是火。
他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窗外的那片杨树林，看了一会儿，开口了。“那天陆伯渊带着两个保镖，把你妈堵在会议室里。你妈那时候刚生完你不到三个月，身子还没恢复，脸色白得像纸。陆伯渊把那份协议扔在桌上，说‘你不签，你女儿活不到满月’。”陈国良的声音顿了顿，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你妈哭了，但她还是签了。她一边签一边说‘我签，你别碰我女儿’。”
苏禾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她没有说话，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
陈国良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手指关节变形，指甲又厚又黄。“我偷偷用录音笔录下了全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太黑了，黑到我想吐。陆伯渊是我雇主，但我是一个律师，我有良心。”他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银色的录音笔，款式很老了，外壳磨得发亮。
“这里面有陆伯渊的原话。我一直没敢交出去，因为陆家势力太大，我怕死，也怕连累家里人。现在我快死了，不怕了。”他把录音笔握在手心里，握了一下，然后递过来。“拿去吧，给你妈讨个公道。”
苏禾双手接过录音笔，手指在冰凉的金属外壳上收紧了。她向陈国良深深鞠了一躬，鞠躬的角度很大，大到额头差点碰到膝盖。“陈律师，谢谢您。”
陈国良看着她的头顶，那几根白发在她黑色的头发里格外显眼。他伸手想拍拍她的头，手伸到一半，缩回去了。“小姑娘，你比你妈硬气。当年她要是也这么硬气，就不会被人欺负了。”他转过去面向窗户，杨树林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苏禾直起身，把录音笔贴身放好。
她走到门口时，陈国良在身后说了一句。“陆伯渊这个人，心狠手辣。你要小心，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苏禾点了点头，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宋瑛还站在窗口抽烟，见她出来，把烟掐灭在窗台上，没有问结果。苏禾从口袋里拿出那个银色的录音笔，在宋瑛面前晃了一下。“拿到了。”宋瑛看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什么都没有说，转身往楼梯口走去。苏禾跟在她后面，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一下一下的，很稳。楼道里的感应灯一盏一盏地亮，一盏一盏地灭。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前台的值班护士看了她们一眼，低下头继续看手机。苏禾推开玻璃门，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杨树林的叶子在风里翻转，绿色和黄色交替出现，像一面打不完的旗语。苏禾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把录音笔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银色的外壳在阳光下反着光，晃了一下。她没有发动车，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那排杨树。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在空中转了几圈，落在挡风玻璃上，贴了一下，风把它吹走了。她伸手把录音笔拿起来，按了一下播放键。录音笔的屏幕亮了一下，显示出一段音频文件，时长四十七分钟。她没有按播放，按了停止键，把录音笔放回口袋里。口袋的布料很薄，能感觉到金属的凉意，一下一下的，像心跳。她发动了车，打了一把方向盘，车从养老院门口拐出去，上了主路。后视镜里那栋白色的三层小楼越来越小，最后被杨树林挡住了。后视镜的边缘有一块黑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上去的。她用拇指擦了擦，没擦掉，就不再管了。挡风玻璃上又落了一片叶子，这次的叶子是黄色的，还没干透，贴在玻璃上粘了一下，被风吹走了。她在下一个路口停下来等红灯，从口袋里拿出录音笔又看了一眼。银色外壳上有一道划痕，不知道是陈国良什么时候弄的。她用拇指在那道划痕上摸了一下，把录音笔重新放回口袋。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了一下喇叭，很短，像啄木鸟啄了一下树干。她松了刹车，车往前开了。口袋里的录音笔随着车身的晃动轻轻磕了一下她的肋骨，不疼，但硌得慌。她伸手隔着口袋按住了，按了一路，直到车开进公司地下车库，她才松开手。电梯从负一层升到八楼，门开了，她走出来。走廊里的感应灯依次亮起来，她走到办公室门口，推门进去，灯没开，她坐在黑暗中，从口袋里拿出录音笔，放在桌上。银色的外壳在黑暗中反着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缕光，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她伸手把台灯打开，光圈落在录音笔上，那道划痕在光线下看得很清楚。她用指尖顺着划痕的方向划了一下，然后把录音笔推到桌角，拿了一份文件盖住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