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晚晴从县城打来电话的时候，姜晚宁正在后院算账。她蹲在地头，把账本摊在膝盖上，一笔一笔地记着上个月的收支。辣椒卖了多少钱，大蒜收了多少钱，给二丫石头买了多少东西，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账本是周晚晴从县城捎回来的，硬壳封面，红色塑料皮，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四个字，姜晚宁把“工作笔记”划掉了，在封面写上“青山三宝账册”。
村部赵德茂来喊她接电话的时候，她以为又是侯正堂催货，不紧不慢地把账本合上，用石头压住，怕被风吹乱了页，才慢悠悠走到村部。
电话那头周晚晴的声音不对，又急又躁，像被火烧了尾巴：“姐，罐头厂的玻璃瓶快用完了！王德发那个狗日的以设备检修为由，把下个月的供应全停了！”
姜晚宁握着话筒，没说话。
“侯正堂打了电话给邻县两家玻璃厂，人家都说库存紧张，要加价三倍才接单。三倍！原来一毛钱一个的瓶子要三毛，这不是明摆着敲竹杠吗？”周晚晴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失真，但能听出那股子火气，“侯正堂说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三家同时断供，哪有这么巧的事。”
“知道了。”姜晚宁说。
“知道了？你就说一句知道了？姐，没有玻璃瓶，下个月就要停产！停产了你那三千瓶的订单怎么办？商场那边催着补货，供销社主任一天打三个电话——”
“我说知道了。”姜晚宁的声音不大，但电话那头的周晚晴忽然就不说话了。“你先回来，回来再说。”
她挂了电话。赵德茂在边上站着，手里拿着旱烟袋，听得一知半解，想问又不敢问，吧嗒吧嗒抽了两口烟，呛得咳嗽了两声。姜晚宁从他身边走过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说了句“赵书记，电话费记我账上”，就走了。
回到老宅，她没去后院，也没去灶台，而是进了堂屋，把门关上，一个人坐在条凳上。
堂屋里很静，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二丫和石头被三奶奶叫过去帮忙剥玉米了，院子里没人。她从怀里摸出那枚铜钱，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一会儿。铜钱上的鱼纹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不太清，她用手指摸了摸那条鱼的刻痕，从鱼头摸到鱼尾，又从鱼尾摸回鱼头，来回摸了几遍。
三家玻璃厂同时断供，邻县两家加价三倍，县玻璃厂以设备检修为由暂停供应。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盘棋，有人在下棋，棋子就是她这条生产线。
赵大拿没那么大本事。他能请王德发喝酒，能塞红包，但他能让邻县两家玻璃厂一起配合他？他不认识那些人，那些人也不会听他的。他能做到的，就是找到一个人，再由这个人去找另外两家。
姜晚宁闭上眼，前世的记忆像翻书一样在脑子里过。1980年南江县的商业格局，各家企业的人际关系网，谁跟谁是亲戚，谁跟谁是利益共同体——这些信息前世她花了十年才摸清楚，重生后它们全都整整齐齐地码在脑子里，像一本排好序的字典。
王德发，县玻璃厂销售科长，四十五岁，秃顶，贪财，爱喝两盅。他的小舅子在邻县青河玻璃厂当车间主任，他的连襟在隔壁红旗玻璃厂做供销科长。这三家玻璃厂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但王德发这根线能把它们串起来。
赵大拿找的是王德发，王德发动了自己的关系网，三家联动，一起卡她的脖子。
姜晚宁睁开眼，把铜钱塞回怀里，站起来，走到炕洞前，搬开压在上面的砖头，从里面掏出那包写着“备用金”的布包。她解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钞票，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整整齐齐码着，边角都压平了。一千二百块，她全部家当。
她把这些钱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又把侯正堂给她的五百块预付款也塞进去，贴身的口袋鼓鼓囊囊的，像揣了一块砖头。她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县地图，是周晚晴上次带来的，南江县及周边行政区域图，上面标注了各个乡镇和主要企业。她把地图摊在桌上，用手指从南江县一路划到邻县青河，在青河玻璃厂的位置上点了点。
青河玻璃厂，她知道这家厂。前世它在1981年初倒闭了，不是因为产品不好，是因为设备老化加上管理混乱，连续亏损三年，县里实在补贴不起了。倒闭之前，厂里积压了上百万只玻璃瓶，最后当废品卖了，一只瓶子两分钱。
现在是1980年秋末，青河玻璃厂还没倒闭，但已经半死不活了。前世她记得一个细节——青河玻璃厂的仓库里积压的瓶子堆到了房顶，工人半年没发工资，厂长愁得头发全白了。
她要把那批积压的瓶子买过来。
周晚晴回到青山村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是从县城搭最后一趟拖拉机回来的，颠了一路，脸色发白，下车就蹲在村口干呕了两下。姜晚宁站在老槐树底下等她，手里拿着手电筒，没打开。
“姐，”周晚晴站起来，擦了擦嘴，“侯正堂那边库存的瓶子最多还能撑十天。十天后要是还找不到新供应商，生产线就得停。”
“我知道。”姜晚宁把手电筒递给她，“明天你跟我去趟青河。”
周晚晴愣了一下：“青河？去那儿干嘛？”
“买瓶子。”
“青河玻璃厂不是也说要加价三倍吗？侯正堂打过电话了，人家说了，库存紧张，要买就得加价——”
“那是侯正堂打的电话。”姜晚宁把手电筒塞进周晚晴手里，转身往回走，“我们打，不一样。”
周晚晴拿着手电筒站在原地，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哪里不一样，追上去想问，姜晚宁已经进了院子。灶台上二丫煮的粥又糊了，糊味比前两次都大，锅盖掀开的时候，一股焦烟冒出来，呛得二丫直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
“晚宁姐，我又煮糊了……”二丫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姜晚宁走过去，把锅端下来，放在地上，看了一眼锅里的粥。粥面上漂着一层黑灰，底下的糊锅巴已经变成了一块硬炭。她拿勺子把上面的粥撇出来，撇了半碗还算干净的，递给二丫：“喝吧，没糊。”
二丫端着碗，眼泪还挂在脸上，喝了一口，瘪着嘴说：“有糊味。”
“糊味也是粮食。”姜晚宁把锅里的糊锅巴铲出来，扔给院子里的老母鸡。老母鸡啄了两口，不吃了，咯咯叫着跑开了。
二丫看了老母鸡一眼，把碗里的粥喝完了，一滴不剩，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石头蹲在灶台边上，手里拿着一根烧火棍在地上画圈，画了一个大圈，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小圈里面又画了一个更小的圈。姜晚宁看了一眼，没看懂画的是什么，也没问。
周晚晴端着碗坐在条凳上，喝了两口粥，放下碗，看着姜晚宁：“姐，青河那边你真的有把握？人家在电话里跟侯正堂说了，库存紧张，要三倍价……”
“电话里说的话，有一半是假的。”姜晚宁把自己那份粥喝完，放下碗，“王德发打了招呼，他们当然要配合。但我们亲自去，带着现钱去，他们还能把现钱往外推？”
周晚晴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又不放心：“万一他们真不卖呢？”
“不会。”姜晚宁站起来，走到堂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是她在青河玻璃厂前世倒闭的年份和原因。她把纸折好塞进口袋，“青河玻璃厂半年没发工资了，工人闹了好几回，厂长脑袋上的头发都快薅光了。这时候有人带着现钱去仓库拉瓶子，他高兴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王德发的面子？”
周晚晴皱着眉头想了想，忽然“啊”了一声：“你是说，王德发打招呼让他们涨价，但他们自己也想卖，只不过是嘴上配合？”
“聪明。”姜晚宁看了她一眼。
周晚晴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喝了两口粥，又抬起头：“那明天我们几点走？”
“五点。赶最早的拖拉机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去青河。”
“五点？”周晚晴的脸垮了一下，但很快又绷住了，“行，五点就五点。”
二丫从灶台边上跑过来，拉着姜晚宁的衣角：“晚宁姐，我也去。”
“你去干嘛？”
“我帮你扛瓶子。”
姜晚宁低头看着她，二丫仰着脸，鼻尖上还有一道黑灰，眼睛里全是认真劲儿，不是闹着玩的那种认真，是真的觉得自己能帮上忙的那种认真。
“你在家看着石头。”姜晚宁说。
“石头不用看，他又不会跑。”
“他会把粥煮糊。”
二丫想了想，觉得这个理由成立，松开了姜晚宁的衣角，转身走到石头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明天我要是发现你又煮糊了，我就把你的糖葫芦全吃掉。”
石头蹲在地上，手里还攥着烧火棍，仰着脸看着二丫，眨了眨眼，没说话。二丫以为他默认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去灶台边洗碗了。石头低下头，继续在地上画圈，这回画了一个方圈，方圈里面画了一个三角，三角里面画了一个点。
姜晚宁蹲下去看了一眼，问他：“你画的是什么？”
石头抬起头，咧嘴笑了笑，缺了一颗门牙：“房子。晚宁姐的房子。”
姜晚宁看了那个歪歪扭扭的方圈、三角和点，站起身，把炕洞里的砖头压好，拍掉手上的灰。她从怀里摸出那个装钱的布包，打开又点了一遍，一千二百块，加上侯正堂的五百块预付款，一共一千七。够不够买瓶子她心里没底，但她知道青河玻璃厂那批积压的瓶子，前世两分钱一只当废品卖的，现在市场价是一毛一只，一千七能买一万七千只瓶子，够罐头厂用两个月。
前提是，青河玻璃厂肯按市场价卖给她，而不是按王德发要求的三倍价。
她闭上眼，把明天的行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五点起床，搭张大叔的拖拉机到县城，六点半到长途汽车站，七点发车，九点半到青河县城，再坐三轮车到玻璃厂，大概十点能到。
账本上记着一条，她在“青河玻璃厂”旁边打了个勾，想了想，又打了个问号。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户纸噗噗响。姜晚宁把棉袄脱了搭在炕沿上，躺下去，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枚铜钱。铜钱上的鱼纹硌着指腹，凉丝丝的。她攥着铜钱，闭了眼，脑子里还在转——青河玻璃厂之后呢？如果这条路走不通，还有什么备选的路？前世1980年到1997年这十七年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家企业的兴衰，每一个政策的出台，她都要在脑子里再过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二丫在炕那头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梦话，把被子蹬开了。姜晚宁睁开眼，坐起来，把被子给她拉上去盖好。二丫的脸在月光下白得像瓷，睫毛很长，在眼睑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姜晚宁看了她一眼，躺回去，把铜钱攥紧，闭上了眼。
灶膛里的余烬还没灭，暗红色的光映在灶台的黑灰上，忽明忽暗。锅里泡着糊锅巴的水咕嘟了一声，像打了个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