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的课排得很满，一天六节，从早上八点上到下午四点，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姜晚宁每天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笔记本摊开，笔夹在指间，老师讲什么她就记什么，不提问不发言，下课就走。班主任孟老师在第二周的班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南江县的姜晚宁同志听课最认真”，她站起来点了点头，又坐下了。
林雪坐在她前面，还是那副腰背挺直的坐姿，笔记记得比她还仔细，每节课结束都要把笔记重新誊抄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重点。姜晚宁有一次借她的笔记来看，发现封面上写着“第一期学员，林雪”，字迹工整得像是刻出来的，跟姜晚宁笔记本上那行字的位置一模一样。
周三下午，最后一节是市场营销课。讲课的是省商学院的副教授，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举的例子全是外地的大厂子，什么青岛啤酒、上海牙膏厂。姜晚宁正低头记笔记，听见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在教室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是敲门声。
班主任孟老师推门进来，跟讲课的副教授耳语了几句，副教授点了点头，孟老师转过身，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落在姜晚宁身上。
“姜晚宁，你出来一下，有电话。”
姜晚宁放下笔，把笔记本合上，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楼下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在喊口号，一二一，一二一，声音整齐得像机器。孟老师领她走到办公楼的值班室，指了指桌上的电话。
“南江县打来的，说是急事。”
话筒搁在桌上，她拿起来，听见周晚晴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又急又燥，带着哭腔。
“姐！侯正堂出事了！”
姜晚宁握着话筒，没说话。
“侯方明那个王八蛋，用罐头厂的名义在银行贷了五万块钱，钱没进厂里的账，全转到他私人账户上了！现在银行查出来，要侯正堂马上还钱，还不上就要查封罐头厂！”周晚晴的声音在发抖，不是怕的，是气的，“姐，侯正堂说他账上只有不到一万块流动资金，拿不出五万块，他在办公室哭呢，我从来没见他那样过……”
“侯方明人呢？”
“跑了！联系不上了，他家里没人，单位也不在，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姜晚宁握着话筒，沉默了几秒。走廊里有人经过，脚步声很轻，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越来越远。
“把电话给侯正堂。”
话筒那头传来一阵杂音，然后是侯正堂的声音。他的声音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平时那种沉稳、从容、笑眯眯的劲儿全没了，声音发虚，像是一个被抽走了骨头的人。
“晚宁……”
“欠款多少？”
“五……五万。银行说下周一之前必须还清，否则就要走法律程序，查封厂子。”侯正堂的声音顿了一下，话筒那头传来一声沉重的呼吸，像是在忍什么，“晚宁，我对不起你，你的辣酱款还在我账上押着，要是厂子被封了，你那笔钱也……”
“别说了。”姜晚宁打断他，“你现在在厂里？”
“在。”
“我今晚赶回来。”
她挂了电话。孟老师站在值班室门口，脸上的表情有些为难：“姜晚宁同志，你这课才上了一半……”
“我请三天假。”姜晚宁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递给孟老师，“请假条。家里有急事，处理完就回来。”
孟老师看了看请假条，点了点头。
姜晚宁回到宿舍，从枕头底下拿出帆布包，把笔记本塞进去，又把存折从贴身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存折上的数字她记得很清楚——两千三百块。加上青山三宝账上的预付款和押金，一共不到三万块。离五万还差一半。
她坐下来，拿笔在一张纸上算了一遍。周晚晴手上有货款，大概两千块。侯正堂那边的押金还有三千多没结。青河玻璃厂的预付金已经付过了，不用再付。村里种户的种子款已经垫了，但还没收回来。她把能凑的数字加了一遍，两万八千六。
还差两万一千四。
她盯着纸上那个数字看了几秒，把纸撕了，扔进垃圾桶，背上帆布包出了门。
长途汽车站在城东，姜晚宁赶到的时候最后一班去南江县的班车已经在检票了。她买了票上车，坐在最后一排，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包，手指按得发白。班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路灯亮了，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面滑过去，像是有人在天上点了一串灯笼。
她闭上眼，脑子里在飞快地转。两万一千四的缺口，从哪里补？侯正堂那边已经拿不出钱了，村民的种子款还没到结算的时候，青河玻璃厂的瓶子款也不能动——那是生产线的命脉。想来想去，唯一能动的是空间里的东西。
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枚铜钱，又摸了摸口袋里那棵早就准备好的人参。人参比上次给周晚晴的那棵大多了，是她在空间里种了两个月的，主根有小拇指粗，根须完整，芦头上的碗口有七八圈。按前世的价格，这么大品相的野山参，在黑市上至少能卖两万块。
但不是现在卖。现在赶回南江县，她需要的是现金，不是一张要等人来买的野山参。
她在脑子里把侯正堂的人际关系网过了一遍，找到了一个名字——县供销社的陈主任。陈主任跟侯正堂认识十几年，是侯正堂的老关系，供销社账上常年有资金流转。侯正堂现在是被侯方明坑了，不是厂子经营出了问题，以陈主任跟他的交情，借一万块应该不是问题。
剩下的一万一千四，她来出。
班车到南江县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姜晚宁下了车，背着帆布包直接去了侯正堂的罐头厂。厂门口的灯还亮着，传达室的老头认识她，开了门让她进去。侯正堂的办公室在二楼，灯也亮着，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她敲门进去，侯正堂抬起头，眼眶通红，头发乱糟糟的，桌上一张银行的催款单，白纸黑字，上面盖着银行的红戳。他看见姜晚宁，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姜晚宁在办公桌对面坐下，从帆布包里拿出存折和一沓现金，放在桌上，又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
“我这里有两万八千六。明天我去找供销社的陈主任，让他借一万给你。剩下的一万一千四，我来想办法。”她说着，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推过去，“这是我个人的借款协议，你签个字，等罐头厂缓过来了，按银行利息还我。”
侯正堂看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笔拿起来两次都没拿稳，第三次才握住。他在纸上签了名字，放下笔，两只手撑着桌子，低着头，肩膀在抖。
“晚宁……这份情，我侯正堂记一辈子。”他的声音闷在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等厂子缓过来，我一定……”
“先把贷款还了，剩下的事以后再说。”
侯正堂抬起头，眼眶里的红已经漫到了眼白，他看着姜晚宁，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激，是一种比感激更深、更重的情分。
姜晚宁站起来，把借款协议折好塞进口袋，背起帆布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回头。
“侯方明的事，等你还了贷款再处理。这种人，你越早看清越好。”
门在身后关上了。
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她摸黑下楼梯，脚步踩在水泥台阶上，咚咚咚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传达室的老头看见她出来，问了句“姜同志这么晚了还回去”，她应了一声“嗯”，出了厂门，走进夜色里。
街上没人，路灯灭了大半，只剩拐角处一盏还亮着，灯下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人启事，被风吹得哗哗响。她从那盏路灯下走过去，影子被灯光拉得老长，拖在身后，像一个沉默的尾巴。
她没去招待所，直接去了供销社陈主任家。
陈主任家住供销社后面的家属楼，三楼。她敲了将近五分钟的门，隔壁邻居开门骂了一句，她又敲了三下，门才开了。陈主任穿着秋衣秋裤，披着一件棉袄，睡眼惺忪地看着她，愣了两秒才认出来。
“你是……侯正堂厂里那个做辣酱的？”
“陈主任，侯正堂出事了。”姜晚宁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完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借款协议，“我想跟您借一万块，三个月内还清，按银行利息的两倍算。”
陈主任站在门口，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脚趾头冻得发红。他听完姜晚宁的话，沉默了好一会儿，侧身让开了门口。
“进来吧。”
第二天一早，姜晚宁把三万八千六百块存进了罐头厂的账户。加上侯正堂自己凑的钱，一共五万出头，够了。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数了两遍，确认无误，在催款单上盖了章。侯正堂站在柜台旁边，看着那个红章盖下去，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靠在墙上，闭着眼，好一会儿才睁开。
“晚宁，你回去上课吧。这边的事我来处理。”侯正堂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沉稳，但眼底的那层红还没退干净。
“侯方明找到了吗？”
“没有。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侯正堂的声音冷下去了，冷得像冬天井里的水，“我已经报了案，他拿了五万块，够判好几年的。”
姜晚宁点了点头，转身走出银行。阳光刺眼，她眯了一下眼，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枚铜钱。铜钱被体温捂得温热，鱼纹硌着指腹，她从鱼头摸到鱼尾，又从鱼尾摸回鱼头。
她把存折上最后剩下的几百块钱取了出来，去供销社买了二斤红糖和一斤水果糖，用草纸包了，塞进帆布包里。水果糖是给二丫和石头的，红糖是给三奶奶的。
下午的班车上，她靠着窗户，掏出笔记本，翻开，在林雪那页后面写下——“侯方明，贷款诈骗，五万块，1981年1月。”写完看了看，把笔记本合上，塞回包里。
车窗外的阳光照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工作笔记”四个字被晒得发白。她把手覆在封面上，手指沿着书脊慢慢摸过去，指尖摩挲着纸张的边缘，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