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那边审讯室里的灯泡从来不灭，二十四小时亮着，惨白惨白的，照得人眼珠子发疼。汪延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子上，手铐已经解了，但他没有动，不是因为手铐，是因为对面那两个人已经三天没让他合眼了。
前三天他什么都没说。他坐在那里，喝水，上厕所，偶尔闭一会儿眼，但不说。他的西装已经被收走了，换了一件灰蓝色的夹克，夹克有些小，袖子短了一截，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还有手铐留下的红印子，一圈一圈的，像被人画上去的。他的头发乱了，领口敞着，下巴上冒出一片青色的胡茬，跟以前那个西装革履的汪延判若两人。
第四天凌晨，他开口了。
专案组的审讯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不戴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问在点子上。她没有吼，没有拍桌子，只是把面前的文件夹打开，翻到某一页，念了一个名字：“侯方明。”念完之后她看着汪延，没再说话，审讯室里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镇流器的嗡嗡声，能听见隔壁审讯室里有人走路的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汪延的肩膀塌了。不是慢慢塌的，是突然塌的，像一堵墙被人从中间抽掉了一块砖，整面墙哗啦一下垮了下来。他把脸埋在手掌里，两只手撑着额头，指缝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在灯光下亮晶晶的。他的肩膀开始抖了，不是冷的那种抖，是从身体深处传出来的那种抖，像一台运转了太久的机器终于要散架了。
“侯方明是我的下线。南江县的业务，都是他帮我跑的。”他的声音闷在手掌里，闷闷的，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侯方明得到消息的速度不比专案组慢。他在县城车站附近有一张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车站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邮局门口代写书信的老头，还有几个整天蹲在路边打牌的无业青年。这些人平时没什么用，但消息传得快。汪延被抓的消息从省城传到市里，从市里传到县里，不到一天就传到了侯方明耳朵里。他当时正在东街的茶馆里喝茶，跟他一起打牌的人接了个电话，挂了之后把牌一扔，说不打了，走了。走的时候看了侯方明一眼，那一眼让侯方明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了起来。
他放下茶杯，茶杯里的水还剩大半，他没喝完。他从口袋里掏出钱放在桌上，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走出茶馆。街上太阳很大，刺眼，他眯着眼在路边站了几秒，然后快速穿过马路，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不开，墙上长满了青苔，脚下的石板路坑坑洼洼的，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走得很快，步子很急，皮鞋踩在石板上，哒哒哒，声音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有人在身后跟着他。
侯正堂站在家门口。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袄，手里没拿烟斗，两只手背在身后，腰板挺得很直，下巴微微抬起，居高临下地看着从巷子那头快步走来的侯方明。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看见养子跑路的人，倒像是一个在等快递的人。
侯方明看见侯正堂，脚步慢了下来，但没有停。他走到侯正堂面前，嘴唇动了好几下，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响声，像是在叫“爸”，又像是在叫“义父”。他的手伸出来想抓侯正堂的袖子，侯正堂往后退了一步，他的手抓了个空，手指在空气中收拢，攥成了拳头。
“义父，我……”他终于挤出了几个字。
“你做了什么？”侯正堂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地上砸了个坑。
侯方明跪在了地上。膝盖磕在水泥台阶上，没有声音，但他脸上的表情扭曲了，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怕的。他低着头，两只手撑着地面，手指在水泥地上抓了几道白印子，指甲缝里嵌进了灰白色的粉末。
“爸，我错了。”
侯正堂低头看着他，看着这个他养了二十年的儿子。他看着侯方明头顶的头发，那里有一块疤，是侯方明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磕破的，缝了七针，是他抱着他跑了五里路送去医院缝的。他看着那块疤看了好几秒，然后把目光移开了，移到了远处的簸箕梁上。
“我不是你爸。你自己去自首。”侯正堂转过身，推开院门走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铁门闩插进扣里的声音又重又沉，像是一把刀砍进了砧板里。
侯方明跪在门口，跪了几秒钟，站了起来。膝盖上的裤子磨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青紫色的皮肤，磕破了皮，渗出一丝血。他没有低头看，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巷子外面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那扇紧闭的铁门一眼，然后把头转回去，继续走。
街上的太阳已经偏西了，他的影子被拉得老长，拖在身后。他没有去车站，也没有回出租屋，而是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派出所门口。台阶很高，他抬腿迈上去的时候膝盖疼了一下，趔趄了一步，扶住了门框。他站在派出所门口，深呼吸了一口，推门走了进去。
“我要自首。”
林雪的电话是傍晚打来的。姜晚宁正在后院浇菜，水瓢从桶里舀水，一瓢一瓢浇在辣椒根上。她听见堂屋里的电话响了，放下水瓢，擦干手，走进去接了。她没坐下，站着接的，话筒贴在耳朵上，手指在电话线上绕了一圈。
“晚宁，侯方明去派出所自首了。”林雪的声音有些发飘，像踩在棉花上，不太真实。“汪延供出了他，他是汪延洗钱案在南江县的关键中间人。省里的证据已经全部锁定了，就算他不自首，专案组也准备明天抓人了。”
姜晚宁拿着话筒，没说话。窗外的晚霞红得像火，把半个天空都烧着了，霞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半张脸映得通红。
“让他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收果。”她说完这句话，把话筒放回了座机上。那个动作很慢，慢到她能感觉到话筒从她手心里滑过每一寸皮肤，能感觉到塑料壳的温度从凉变温，又从温变凉。
她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晚霞。簸箕梁的山脊被晚霞镶了一道金边，红彤彤的，亮闪闪的，像一条着了火的蛇趴在那里。远处有人赶着羊群下山，羊叫声从山坡上传下来，咩咩咩的，混着铃铛的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枚铜钱，铜钱的温度跟她的体温一样，不凉也不热，鱼纹硌着指腹，她从鱼头摸到鱼尾，又从鱼尾摸回鱼头，来回了好几遍。然后她把铜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窗台上。铜钱在霞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光，鱼纹的鳞片一片一片的，清晰得像活的一样，像是随时会从铜钱上游走，游到空气里去。
她把手从窗台上收回来，插回口袋里。灶台上的粥煮好了，二丫盛了几碗。石头端了一碗放在桌上，筷子搁在碗沿上，又端了一碗放在对面。姜晚宁从窗前转过身，走到条凳前坐下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稠，米粒开花，红薯软烂。她把那口粥咽下去的时候，感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一起咽下去了，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一块堵了很久的小石子，终于被粥冲走了。
远外簸箕梁那边的晚霞慢慢退了，从红色变成紫色，从紫色变成灰蓝色，从灰蓝色变成黑色。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细得跟头发丝似的，风一吹就散了。灶膛里的余烬还红着，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声音听不太清，只有细碎的电流声滋滋地响着，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