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在前门附近，一栋灰砖小楼，门口挂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招待所”的白底黑字牌子。房间不大，三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暖水瓶，墙上挂着一幅印刷的万里长城，边角卷起来了，从画框里鼓出来，像一张正在脱落的皮肤。窗户朝北，能看见对面楼的灰墙和一小块灰蒙蒙的天。周晚晴一进门就把帆布包扔在床上，整个人扑上去滚了一圈，“姐，咱们真到北京了！”声音在楼道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回声撞在墙上又弹回来，像一只看不见的鸟在窄小的笼子里扑腾。
林雪在铺床，把招待所发的白床单抻平，四个角塞进床垫底下。她的手指在床单上划了一道又一道，把褶皱捋平了，又按了按，做这些的时候她一直没说话。
隔壁房间住着一个中年男人。姜晚宁端着塑料脸盆去水房打水的时候经过他门口，门半敞着，里面传来说话声，声音不大，但那语调、那尾音上扬的习惯，让她的手指猛地收紧了，塑料盆边沿勒了一下指尖。侯方明。这个声音她太熟悉了，阴冷的、温润的、藏着刀子的。他明明在监狱里。
她端着盆站在走廊里，水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每一滴都像砸在她神经上。
她敲了门。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高大，肩膀宽厚，穿着一件深灰色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他的面容和善，浓眉大眼，嘴角带着一种天然的、不刻意的微微上扬，看起来总是在笑。不是侯方明，完全不是。
“同志，有事吗？”声音低沉浑厚，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人缓缓拉动，好听，但跟侯方明完全不像。姜晚宁站在门口，端着脸盆，盆里的水晃了晃。她笑了一下，“对不起，我大概是听错了，认错了人。”
中年男人也笑了，侧身让了让，“进来坐坐？”
姜晚宁把脸盆放在门口，走进去。房间跟她住的那间差不多大，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个公文包，公文包是黑色的，边角磨得发白，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几个字，烫金的，有些褪色了。
“我叫陆秉坤，在外交部工作。”
姜晚宁的目光从那行烫金字上移到了他脸上。“陆秉坤”三个字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姓陆，外交部的，面容和善，说话好听的。
“陆同志，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陆长安的少年？”
陆秉坤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按了暂停键，整个人僵在那里。他的手从公文包上抬起来，停在半空中，手指微微蜷着。
“那是我儿子。”
姜晚宁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在打架，有惊喜、有愧疚、有不敢相信，还有一种藏在眼底很深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慌张。
“陆长安是我徒弟。他现在在省城读书，成绩很好，全省第三名考上的。”
陆秉坤的手慢慢放下来，垂在身体两侧。他低下头看着地上的水磨石，看了好一会儿，抬起头时眼眶泛了红，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话来。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三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妈离了，我调到北京工作，他在老家跟着他妈。后来他妈改嫁，他就一个人了。”他的声音有些发紧。“我想过他，寄过钱，但寄回去的信都被退回来了。”
姜晚宁在床边坐下来。“他现在过得很好。吃得好，穿得暖，书念得也好。你不用太担心。”
陆秉坤从桌上拿起那个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毛衣，毛衣有些大了，袖子卷了好几道，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得露出两排小乳牙。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长安三岁”四个字，字迹娟秀，像是女人的字。
“你这次回北京，能见到他吗？”
“会议结束后我跟你一起回去。我有话要当面跟他说。”
姜晚宁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陆同志，我可以带你回去见他。但能不能认你这个父亲，我说了不算，得看他自己愿不愿意。”
陆秉坤的眼眶红得厉害。他转过身，面对着墙，站了片刻，把那口气压回去了。转回来时眼眶还红着。
“谢谢你照顾他这么多年。”
“他不是我照顾的，是他自己争气。”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陆秉坤问起陆长安在省城读书的情况，问得很细，哪个学校、哪个班、班主任是谁、成绩怎么样、平时吃什么、穿得暖不暖。姜晚宁一样一样回答了。他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他的手指在杯沿上慢慢划了一圈。
“姜厂长，我冒昧问一句，你们厂是不是跟一个叫侯方明的人打过交道？”
姜晚宁的手指停住了。她看着陆秉坤。
“这个人我认识，以前在外交部的下属单位干过，后来辞职下海了。他在省城搞了一个公司，到处收购乡镇企业，手段不太光彩。我听说……他跟你们厂有过冲突？”
“冲突谈不上，就是他想买我的厂，我没卖。”
陆秉坤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拿起桌上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黑白的，五个人站成一排，背景是一个工厂大门口。侯方明站在最右边，穿着一件白衬衫，笑得很温和，像个无害的书生。陆秉坤指着照片上站在中间的一个中年男人，“这是省城的一个老板，姓汪，跟侯方明关系很近。汪延前不久被抓了，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姜晚宁看着他。
陆秉坤把照片放回公文包里，拉好拉链。他看着姜晚宁的脸，目光不闪不避。“姜厂长，长安就拜托你了。我欠他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陆同志，不是我托大。”姜晚宁站起来，走到门口弯腰端起脸盆，“长安的事，你当面跟他说。”
走廊里的灯坏了，声控的，她跺了一下脚灯才亮，昏黄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她端着盆往水房走，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侯方明的事，你知道多少？”
陆秉坤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你在北京这几天，晚上别一个人出去。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名片上印着外交部的工作单位、办公室电话和家里的号码。
“长安他，瘦不瘦？”
“瘦。但比去年胖了一点。去年更瘦。”
陆秉坤把名片塞到她手里，转身回了房间。门关上了。
走廊里的灯灭了，她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抬手拍了一下，灯又亮了。她端着盆走进水房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着，水声很大，大到盖住了走廊里所有的声响，大到听不见自己的心跳。
灶台上的粥没煮。今天二丫和石头都不在，他们在青山村。锅是冷的，灶膛是空的。锅里的粥锅巴泡着水，没有咕嘟声了。北京的天黑得早，路灯亮了，昏黄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歪歪扭扭的方框。她站在窗前，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铜钱。铜钱的温度比平时低了一些，凉丝丝的，鱼纹硌着指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