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晚宁在青苗旁边站了一整夜。不是那种扶着树干、仰头望月的站法，是直挺挺地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一棵种在泥土里的人。她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投在院墙上，纹丝不动，连风都吹不动。
回到院子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周晚晴去烧水，水烧开了，倒了一杯放在姜晚宁办公桌上，姜晚宁没有进办公室，直接走到了院子中间，站在那棵青苗旁边。周晚晴端着水杯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进来，把杯子放在了窗台上，杯子里的热水在夜风里冒着白气，白气飘了没几下就散了。
林雪也没有睡。她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姜晚宁身后三四步远的地方，坐下来，没有靠背，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在值夜班的哨兵。她什么话都没说，就是坐在那里，看着姜晚宁的背影。院子里的灯早就关了，只有月光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前一后，姜晚宁的影子又长又直，林雪的影子又短又圆，像一枚黑色的棋子落在棋盘边上。
月亮从院墙这头走到院墙那头，走得很慢，慢到感觉不到它在动，但每隔一段时间抬头看，确实换了一个位置。院子里的虫鸣时断时续，一会儿叫得很欢，一会儿全停了，安静得像什么都死了，然后突然又叫起来了，此起彼伏的，像在开什么会，吵得不可开交，但谁都不知道它们在吵什么。
天快亮的时候，姜晚宁的身子动了一下。她站了将近六个小时，两条腿已经僵了，动的时候膝盖咔咔响了两声，像生锈的合页被人掰了一下。林雪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身后，把手里一直拿着的一件外套披在她肩上。外套是姜晚宁自己那件深蓝色的，林雪从她房间里拿的，拿的时候没开灯，在黑暗中摸了半天才摸到。
姜晚宁的肩膀缩了一下，像是被外套的重量压了一下，然后慢慢松开了。她没有回头，没有说谢谢，但她的手从身体一侧伸出来，把外套的领口拢了拢，动作很慢，像是怕把这件薄薄的外套弄破了。
天亮了。太阳从院墙那头升起来，第一缕光照在青苗的叶子上，叶子上的露水被照得发亮，像撒了一把碎钻石。姜晚宁转过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门关上了。
林雪把椅子搬回原处，椅子腿在地上拖了一下，发出吱呀一声。她站在院子中间，看着姜晚宁的房门，看了几秒，然后去做早饭了。
第二天，一切如常。
姜晚宁六点起床，洗漱，吃了周晚晴做的早饭——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她吃得不多，粥喝了一半，馒头掰了半个，咸菜夹了两筷子，把碗筷收好放在厨房的水池里，然后进了办公室，开始处理一天的工作。
泰国的客户发了邮件来问第二批货的船期，她回了邮件，英文写得很快，语法没什么问题，但有一个单词拼错了，她把那个单词圈出来，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写完之后盯着看了两秒，看不出哪里错了，又看了一遍，发现少了一个字母，补上了。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她写英文合同从来没有拼错过单词。
十点钟有一个电话会议，跟进出口总公司的刘副总讨论新加坡市场的定价策略。她的思路很清楚，数字说得也很准，利润率的测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刘副总在电话那头嗯了几声，说了句“没问题，就这么定”。
挂了电话，她开始签文件。一上午签了十几份，有国内的订货合同，有出口的报关单，有工厂那边的生产计划调整单。她签字的动作跟平时一样，一笔一划的，写得很工整，但周晚晴注意到她的手在抖——不是一直抖，是在落笔的那一瞬间抖一下，抖完之后就稳了，像琴弦被人拨了一下，震了几秒才恢复平静。她签了十几份文件，每一份都这样，没有例外。
周晚晴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没敢进去。她看着姜晚宁的手，看着那只有力的、握过铲子的、搬过辣酱箱子的、在火车上攥了一路帆布包带子的手，在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微微颤抖，像秋天最后一片叶子挂在枝头，风一吹就要掉，但它没掉，它挂住了，不知道是怎么挂住的，但它挂住了。
她把茶端进去，姜晚宁接过去，喝了一口，说了声谢谢。语气、表情、动作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正常到周晚晴心里发毛。她宁愿姜晚宁哭一场，把杯子摔了，把桌子掀了，骂几句脏话，甚至打她两下都行，但姜晚宁没有。她把茶喝了，把杯子放下，继续看文件，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什么都发生了。
接下来两天，姜晚宁把自己埋进了工作里。
她把泰国市场的订单翻了三遍，把每个数字重新算了一次，算到第三次的时候发现前两次算错了一个小数点，差了一个数量级，她把那页纸撕了，重新写了一份，笔迹比平时重了很多，笔尖把纸戳出了好几个小洞。她把出口东南亚的三年规划从头改了一遍，改了七处，每一处都是用红笔划掉重写，红字和黑字交织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像一张被重新画过的地图。
林雪没有再去打扰她。她做自己的事，偶尔从办公室门口经过，脚步会放慢一点，看一眼姜晚宁的背影，然后继续走。她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没有说“你还好吗”，没有说“别太难过了”，因为她知道这些话没有用，对姜晚宁没有用。一个人心里裂了一道缝，你说一万句“没事的”也填不上那道缝，只有她自己能把泥巴糊上去，糊得不好还会再裂，糊得好了也许能撑一辈子。
周晚晴每天早上去姜晚宁房间收拾，发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压痕，但床单上没有褶皱——说明她睡过，但没有怎么翻身。枕头上有一小块水渍，不大，比一枚硬币大不了多少，干了之后留下一圈淡黄色的印子，分不清是汗水还是别的什么。周晚晴看见了，把枕头翻了个面，把套子扯平了，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第三天早上，姜晚宁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起来。她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头发扎得很紧，脸上抹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膏，闻起来有淡淡的香味。她走到厨房门口，周晚晴正在煮粥，锅里的白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米香弥漫在整个厨房里，热腾腾的，熏得窗户上全是水汽。
“收拾东西，我们回一次南江县。”姜晚宁的声音不大，在厨房的嘈杂声中显得有点模糊，但周晚晴听清了，她正在搅粥的手停住了，勺子悬在半空中，粥从勺子上滴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回锅里，溅起小小的米汤花。
“什么时候？”周晚晴问。她其实已经猜到了答案，但她还是问了，因为她需要听姜晚宁亲口说出来，才能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今天。”
周晚晴转过身，看着姜晚宁。姜晚宁站在厨房门口，身后是院子里的晨光，光线从她身体两侧透过来，把她的轮廓勾了一圈淡淡的金色。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碗放凉了的白开水，没有任何波澜，但周晚晴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决定。那种已经想了很久、推演了无数遍、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过了之后才做出来的决定，像棋盘上落下的最后一子，落下去就不改了。
“好。”周晚晴把勺子从锅里拿出来，放在碗架上，关小了火，粥还在煮，但没有关火。“我去买票。”
林雪从屋里出来，穿着睡衣，头发散着，还没梳。她听见了对话，站在门口没动，看着姜晚宁。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不是商量，是陈述。
姜晚宁看了她一眼，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而是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你请假方便吗？”
“方便。”林雪说，“我请年假。”
姜晚宁点了一下头，转身回了办公室。她坐到桌前，拿起桌上的台历，翻到今天的日期——十二月十七日。她在这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的空白处写了两个字：南江。写完之后把台历合上，放进抽屉里，抽屉里有一张照片，是她爸妈的合影，黑白的，边角已经发黄了，夹在一本笔记本的封套里，她把笔记本抽出来，翻开，第一页是空白的，她看着那页白纸看了几秒，然后把笔记本合上，重新放回抽屉，抽屉关上了。
周晚晴在屋子里收拾行李，把姜晚宁的换洗衣服叠好放进帆布包里，一件一件地叠，叠得很慢，每件衣服都叠得方方正正的，像豆腐块。她把林雪的衣服也收了两件，叠好，放在另一个包里。她蹲在地上整理拉链的时候，突然停下来，蹲在那里不动了，过了好几秒才继续拉，拉链卡住了一截布料，她拽了几下没拽动，用力一扯，布料撕了一个小口子，她把口子捏了捏，捏不回去了，看了一眼，把包翻了个面，把那面朝下放，假装看不见。
院子里那棵青苗已经结了辣椒，小小的，绿的，藏在叶子底下，不仔细看都看不见。风一吹，叶子翻过来，露出底下白色的叶背，辣椒露出来了，尖尖的，像绿色的子弹，挂在那里，安静地、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摘的那一天。
姜晚宁走出办公室，站在院门口，看了一眼那块铜牌，铜牌上“北京分公司”几个字在晨光中反着光，有些刺眼。她伸出手，用指甲把铜牌边缘的一点污渍抠掉了，污渍干了很久了，抠起来有点费劲，她抠了两下没抠掉，用力抠了一下，指甲弯了，污渍掉了，指甲裂了一道小缝，她用牙齿咬掉了裂开的部分，吐在地上，把手插进了裤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