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从北京站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姜晚宁坐在靠窗的位置，帆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搭在包上，手指交叉着。窗外的站台在晨光中显得灰蒙蒙的，送行的人已经散了，只有清洁工在扫地上的烟头和纸屑，扫帚扫过水泥地的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
周晚晴坐在她旁边，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塞了三个人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干粮。她把背包抱得很紧，像抱着一个孩子，车开了之后才慢慢松了力气，把背包放在脚边，用脚踩着带子，怕被人顺走了。
林雪坐在对面，靠过道的位置。她带的东西最少，只有一个帆布手提袋，袋子里除了几件衣服就是那台相机——一台老式的单反，镜头不大，机身上有几处划痕，但保养得很好，镜头擦得锃亮。她把袋子放在座位底下，用脚挡着，然后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开，放在小桌板上。
火车开动的时候晃了一下，姜晚宁的身体跟着晃了晃，肩膀撞在车窗框上，她没动，就那样靠着，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的景色从北京的灰色楼房变成了郊区的农田，又从农田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已经是冬天了，地里的庄稼收完了，只剩下短短的秸秆茬子，灰黄色的，一垄一垄的，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偶尔有几棵白杨从车窗外掠过，叶子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笔直地戳向天空，像一柄柄没有旗子的旗杆。
一路上姜晚宁几乎没有说话。
周晚晴试着开了几次口，问“姐你渴不渴”，问“姐你要不要吃个苹果”，问“姐你要不要把外套脱了车上热”，姜晚宁每次都说“不用”，或者“嗯”，或者干脆点个头，眼睛始终没有从窗外收回来。周晚晴后来不问了，拧开一瓶水自己喝了两口，又把盖子拧上了，放在小桌板上，水在瓶子里晃来晃去，折射着窗外透进来的光，在车厢顶棚上投下一块晃动的光斑。
林雪翻了一路的笔记本。那个本子很旧了，封面的皮都磨花了，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东西，有的页上用红笔打了问号，有的页角折了，有的整页被圆珠笔划掉了，划得严严实实的，看不出底下写了什么。她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停了下来，看了很久，然后把本子合上，塞回口袋，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姜晚宁，姜晚宁还是看着窗外，不知道是看见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看见。
火车上的二十多个小时像是被人拉长了，每一分钟都走得特别慢。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嗑瓜子，有人躺在座位上睡觉，把脚伸到过道里，差点绊倒了推着小车卖东西的列车员。列车员骂了一句，那人翻了个身，把脚缩回去了。
餐车推过来的时候，周晚晴买了三份盒饭，一份红烧肉，一份鱼香肉丝，一份西红柿鸡蛋。她把红烧肉递给姜晚宁，姜晚宁接过去，吃了一半，饭剩了半盒，菜吃完了，肉吃了一块，剩下的用筷子拨到一边，把饭盒盖上了。周晚晴把自己那份鱼香肉丝吃得很慢，吃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看着姜晚宁盖上饭盒的那个动作，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不疼但酸。
天黑了一次，又亮了。
第二天傍晚，火车终于到了南江县。站台很小，只有两条轨道，站台上的水泥地裂了好几道缝，缝隙里长着干枯的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站台上没有几个人，大部分旅客都在前面的县城下车了，到南江县的只有稀稀拉拉的七八个人。
姜晚宁从出站口出来的时候，风迎面扑过来，夹着稻秸和泥土的味道，湿湿的，跟北京干燥的冷风不一样。这个味道她太熟悉了，熟悉到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是南江县的冬天，是稻田里留下的秸秆被捂了一整个冬天后散发出的那种潮湿的、带点腐烂气息的味儿，不好闻，但让人安心，像一条用了很久的旧棉被，有霉味，但盖在身上暖和。
她们没有回青山村。
姜晚宁在出站口站了一会儿，目光在广场上扫了一圈，然后径直走向马路对面的一栋三层小楼。楼顶上竖着一块牌子——“南江县第二招待所”，牌子是白底红字的，漆皮脱落了不少，“二”字掉了一半，远看像个“一”字。门口的石阶磨得发亮，门槛包着铁皮，铁皮上全是脚印蹭出来的锈迹。
登记的时候，前台的大姐认出了姜晚宁，但没敢确认，看了好几眼，张嘴想问又没问，低头把登记表推过来，说了声“押金五十”。姜晚宁交了钱，拿了钥匙，三个人上了二楼，进了最里面那间房，房门上贴着“207”三个数字，是用红漆刷的，漆已经干了很久，有些地方裂了，露出底下的木头纹理。
房间不大，三张床，中间隔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暖壶和两个搪瓷缸子。墙皮有些地方鼓起来了，用手一按就碎，掉下白色的粉末。窗户正对着街对面的汽车站，透过玻璃能看见车站广场上那盏昏黄的路灯，灯底下停着两辆落满灰的中巴车，车身上的字模糊了，看不出是开往哪个乡镇的。
周晚晴把背包放在靠窗的那张床上，把换洗衣服拿出来叠好放在床头。林雪把手提袋放在床底下，把相机从袋子里拿出来，检查了一遍电池和胶卷，又把相机放回去了。姜晚宁没有开灯，站在窗前，看着街对面那两辆中巴车看了一会儿，然后拉上了窗帘，把最亮的那盏日光灯关了，只留了床头那盏台灯。台灯的灯罩是绿色的，光很暗，照在三个人脸上，把皮肤映成了一种奇怪的青白色，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把门锁上。”姜晚宁说。
周晚晴走过去，把门锁上了，把防盗链也挂上了，链子有点短，挂上去的时候费了点劲，指甲在门框上刮了一下，刮出一道白印子。
三个人坐在床边，姜晚宁坐在中间那张床上，周晚晴坐在她左边，林雪坐在她右边。台灯的光照在姜晚宁的侧脸上，一半亮一半暗，像一张被从中间分割开的照片。
“今晚半夜，我们去县机械厂旧址。”姜晚宁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在那个安静的小房间里，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周晚晴的呼吸停了一下。
“林雪，你带相机了吗？”姜晚宁问。
林雪弯下腰，从床底下拿出手提袋，拉开拉链，把那台单反相机取出来。镜头盖已经拧开了，露出玻璃镜片，在台灯的光线下反射出一圈幽蓝色的光。她把相机举起来，对着姜晚宁晃了一下，然后放下，又从袋子里掏出一卷备用胶卷，塞进了外套口袋里，拉上了口袋的拉链。
“早就准备好了。”林雪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像是在说一件她准备了很久、等了很多天终于要做的事情。她的手指在相机机身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她的习惯动作，紧张或者专注的时候都会这样，敲得很轻，像在敲一扇门，试探里面有没有人。
周晚晴看着那台相机，又看了看姜晚宁的脸，嘴唇动了动。她的心跳得很快，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像有人在用拳头捶床板。她吞咽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一圈，声音干涩，像是嗓子眼里糊了一层砂纸。
“姐，我们去那里找什么？”她问，声音比她预想的小了很多，小到像蚊子叫。
姜晚宁看着她，看了两秒，然后说了一个词。
“证据。”
这个词说出口的时候，外面的风突然大了起来，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把窗帘吹得鼓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推了一下。窗帘布很薄，被风灌起来的时候几乎透亮，能看见窗帘后面那盏路灯昏黄的光，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雾。
周晚晴的手攥住了床单，攥得很紧，把床单揪出一团皱褶。她的指甲很短，不怎么留指甲，但还是在床单上抠出了几道印子。她想起两天前在青山人家的包间里林雪说的那些话——汪延的车队，同一条路，同一天下午——那些话像钉子一样扎在她脑子里，扎得很深，拔不出来，每次想拔就疼，疼得她直冒冷汗。
县机械厂。她不知道那个废弃的厂子里有什么证据，也不知道姜晚宁是怎么知道的，但她没有问。她不需要问，她只需要跟着去。姜晚宁去哪儿她就去哪儿，姜晚宁要找什么她就帮她找，就这么简单，不需要想太多，想多了就走不动了。
林雪把相机又检查了一遍，按了两次快门，快门声咔嚓咔嚓的，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脆。她先按了一次，确认快门没问题，又按了一次，声音一模一样，像精确复制出来的。她把相机挂在脖子上，用外套遮住了，从外面看不太出来，但仔细看能看见衣领下面那根黑色的尼龙绳。
姜晚宁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街对面的车站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那两辆中巴车还停在原处，路灯照着它们，车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在灯光下泛着白，像披了一层纱。远处传来几声狗叫，不知道是哪家的，叫了几声就停了，停了之后更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像钟摆在晃，从来不停，永远不会停。
她放下窗帘，转过身，对周晚晴说：“你先睡，三点我叫你。”
周晚晴摇了摇头，把自己那件厚外套从背包里拽出来，铺在床上，拉链没拉，摊开了像一张皮。她坐在床边，把背包抱在怀里，没躺下，就那么坐着，眼睛睁着，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个被压扁了的地图，不知道是哪个省的轮廓，看不出来，但不管像哪个省，都不是南江县。
林雪也没有睡。她坐在床边，把笔记本从口袋里掏出来，翻到那一页——就是她在火车上看了很久的那一页——然后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用手掌压着。她没有看笔记本上的内容，她闭上眼睛，嘴里默念着什么，声音太低，低到连坐在她旁边的周晚晴都听不见，只能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动得很慢，像在咀嚼什么东西，嚼了又嚼，怎么也咽不下去。
姜晚宁把那盏台灯又调暗了一格，光变得更黄了，黄得发橘，把整个房间照得像一个旧照片的暗房。她走到自己的床边，没有躺下，靠着床头坐着，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伸直了又收拢，收拢了又伸直，来来去去的，像是在数羊，但数的不是羊，是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数到三的时候天就黑了，数到十二的时候夜就深了，数到三的时候夜就快过去了，该动身了。
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墙上那口老钟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每跳一下就像有人在心上踩了一脚，不重，但踩得准，一下踩在正中间，躲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