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林雪第三天打来的。
姜晚宁当时正在看一份泰国的报关单，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有个地方不对——关税税率算错了，差了零点五个百分点。她拿红笔圈出来，在旁边写了正确的数字，笔尖还没离开纸面，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不是手机，是桌上那部灰色的座机，电话线拖得很长，绕在台灯底座上，像一条冬眠的蛇。
“找到了。”林雪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像隔着一层薄薄的冰在说话。没有寒暄，没有铺垫，两个字直接砸过来，砸得姜晚宁手里的红笔在纸上拖出一道长长的线，从报表的这一头划到那一头，像一道还没愈合就被撕开的伤口。
林雪通过公安系统的关系，查到了当年县机械厂还活着的老工人名单。厂子倒闭之后，工人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南江县，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外地打工。名单上原来有四十七个人，林雪一个一个地查，一个一个地排除——有的去世了，有的搬了家找不到，有的电话打通了但什么都不愿意说，直接挂了。四十七个人，排除了四十六个，只剩下最后一个。
马德贵。
六十岁，原县机械厂钳工，女主父亲的工友，两个人同在一个车间干了八年。九三年厂子效益不好，他办了停薪留职，回了东北老家。老家在辽宁一个叫靠山屯的村子，名字土得掉渣，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要用放大镜才能在一个不起眼的褶皱里看见一个针尖大的点，点旁边写着三个小字，小到要眯着眼看。
林雪通过当地派出所确认了他的地址，还确认了一件事——马德贵还活着，身体还行，就是耳朵有点背了，打电话要对着话筒喊，喊得嗓子疼。
姜晚宁握着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掌心里全是汗。她把红笔放下，放的时候笔滚了一下，掉在地上，她没捡，眼睛盯着桌上那份被划了一道红线的报关单，那条红线从左边一直延伸到右边，把整张纸分成上下两半，像一条分界线，线的这边是过去，线的那边是未来。
“把地址给我。我亲自去。”她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林雪没有劝她别去，没有说“太远了”，没有说“我去就行了”。她只说了一个字：“好。”
姜晚宁挂了电话，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那个地址——辽宁省某县某乡靠山屯。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的，占了三行。写完之后在“靠山屯”三个字下面画了两条横线，横线画得很重，纸被压出了凹痕，从背面摸能摸到凸起来的笔迹，像盲文。
周晚晴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银耳汤，汤还是热的，冒着白气。她听见了姜晚宁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手里的碗差点没端住，汤晃了一下，洒了一点在手指上，烫得她嘶了一声，但她没放下碗，端到姜晚宁面前，放在桌上，放在那条红线的旁边。
“姐，我跟你去。”周晚晴说。
姜晚宁舀了一勺银耳汤，喝了一口，烫了，她皱了皱眉，咽下去了。第二勺吹了两下，不烫了，一口喝完，把勺子放下。
“你留下看家。北京这边不能没人。秦墨白这两天在南江县盯生产线，分公司这边的事你盯着，泰国那边的货你别忘了催，新加坡的合同还在路上，到了你让陆长安审一遍再签字。”
周晚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她知道姜晚宁说的对——北京这边不能没人，公司不能停，业务不能断，订单不能压。她知道，但她还是想跟去。她张了张嘴又闭上，闭上又张开，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地喘气，发不出声音。
“晚晴。”姜晚宁叫了她一声。
周晚晴抬起头。
“你把家看好，就是帮我最大的忙。”
周晚晴的眼泪又上来了，但她忍住了，没让它们掉下来。吸了吸鼻子，把眼泪吸回去了，用力点了一下头，点得很重，像在跟姜晚宁签一份很重要的合同，签了就不能反悔的那种。
出发那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地往下落，落在姜晚宁的头发上，落在林雪的肩膀上，落在帆布包的拉链上，落在那块铜牌上，“北京分公司”几个字被雪盖住了，只露出笔画最深的那几道沟，像一条被雪埋了一半的路，路还在，只是看不清了。
两个人坐上了开往辽宁的火车。这次不是绿皮车了，是红皮车，快一些，但也要十几个小时。姜晚宁买的硬座，车厢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看报纸，有的趴在桌上睡觉，口水流了一小摊。空气里混杂着泡面的味道、脚臭的味道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像这节车厢已经很久没有开窗通风了。
林雪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笔记本，上面记着马德贵的地址和一些背景信息。她把笔记本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看同样的几行字——马德贵，男，六十岁，原县机械厂钳工，九三年离厂，现居辽宁省某县靠山屯。她看了这么多遍不是因为记不住，是因为除了这几行字，她对这个人的了解几乎为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说话什么口音，不知道他愿意见她们，不知道他见了之后愿不愿意开口。四十七个人里的四十六个都闭嘴了，只剩下这一个，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这一个也闭嘴了，线就断了，断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接上了。
火车在雪地里穿行，窗外的田野被大雪覆盖，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到尽头。偶尔有几棵树从雪地里冒出来，光秃秃的枝干上挂着冰凌，在阳光下反着光，像一棵棵银色的珊瑚。远处的村庄被雪埋了大半，只露出灰黑色的屋顶和一缕缕的炊烟，炊烟在冷空气中升得很直，升到半空中被风吹散了，像一个人叹出来的一口气，还没到嘴边就没了。
到站的时候是第二天上午。
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镇子。火车站只有两条轨道，站台上的水泥地坑坑洼洼的，积雪被踩成了冰，滑得很，姜晚宁走上去的时候脚底打了一下滑，林雪扶了她一把，两个人的手在冰面上交握了一下，很快松开了，各自站稳了。
从县城到靠山屯没有公交车。
林雪在车站外面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一个开拖拉机的。那人四十来岁，脸被风吹得通红，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棉大衣上有好几个窟窿眼，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他蹲在拖拉机的车斗旁边抽烟，手指冻得发紫，烟在他手里像一根白色的火柴棍，烟头的火星在寒风里明灭不定，像随时都会灭。
“靠山屯？去那地方干啥？那破地方连条好路都没有。”那人把烟头在鞋底上掐灭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了一下，碾进了雪里。
姜晚宁没有解释，只说了一个字：“去。”
那人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林雪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爬起来跳上拖拉机，发动了引擎。柴油机在冷空气里发出低沉的轰鸣，排气管冒出一股浓烟，黑色的，在白色的雪地里格外醒目，像一朵黑色的云从地里长出来，往上飘了没多高就被风吹散了。
车斗是敞开的，没有棚子，没有座位。姜晚宁和林雪坐在车斗里，背靠着驾驶室的后壁，帆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包，怕颠簸的时候包飞出去。车斗的底板上铺着一层稻草，稻草已经干了，颜色发灰，有些已经烂了，一坐下去就碎了，发出细碎的声响，像踩在干枯的树叶上。
拖拉机在雪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
路不像路，更像是一条被车轮压出来的痕迹，在雪地里时隐时现。有的地方雪被压实了，冰面光滑得像一面镜子，车轮在上面打滑，拖拉机像喝醉了酒一样左右摇摆，车斗在冰面上甩来甩去，姜晚宁的手死死抓住车斗边缘的铁栏杆，手指冻得失去了知觉，但她不敢松手，松了就会被甩出去，甩到雪地里，摔在冰面上，不知道会摔成什么样。
林雪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按着相机包。相机包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生怕颠簸把相机磕坏了。她的嘴唇冻得发紫，牙齿在嘴里打架，咯咯咯的，像在嚼冰块，但她一直没说话，眼睛看着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只有白茫茫的雪和在雪里若隐若现的那条路的痕迹，路在雪地里蜿蜒着，像一条蛇在冬眠，蜷着身子，一动不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也许永远都不会醒了。
靠山屯出现的时候，姜晚宁差点没认出来。
村子窝在两座山的夹缝里，像被人随手扔在山沟里的一把石子，散落在那里就不管了。房子大多是土坯房，墙皮脱落，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稻草。屋顶上的积雪很厚，压得房梁发出吱呀的声响，像一个老人在雪地里拄着拐杖走路，每走一步都喘一口气。
村口有一棵老槐树，跟青山村的那棵很像，但比那棵更老，树干更粗，树皮上的裂纹更深，像一张老人的脸，皱纹一道一道的，每一道里都藏着故事，但没人去读，因为读不懂，读懂了也不敢信。树底下拴着一头驴，驴的背上披着一件破棉袄，棉袄上的补丁摞着补丁，颜色都看不清了，只能看出是一片灰蒙蒙的东西，像在雪地里泡了很久的一块抹布。
拖拉机在村口停下了，司机熄了火，柴油机最后咳了两声，像一个人咳嗽完了还没好利索，喉咙里还痒着，但咳不出来了。他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朝姜晚宁喊了一声：“到了，就这儿。往前走两百米，靠山根底下那两间土房就是马德贵家。”
姜晚宁从车斗里翻下来，腿在颠簸中坐麻了，落地的时候膝盖一软，差点跪在雪地里。她用手撑了一下地面，雪很厚，手陷进去了，冰凉的雪从指缝间挤进去，凉得她打了个哆嗦。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雪，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司机，司机接过去数了数，揣进棉大衣里，发动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了，排气管冒出的黑烟在雪地里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像一条黑色的蛇在白色的地上爬行，爬了一段就被风吹散了，连痕迹都没留下。
姜晚宁站在村口，看着那条被雪覆盖的土路，路的两边是低矮的土墙，墙头上长着干枯的草，草在风中瑟瑟发抖，像一个个瘦骨嶙峋的人站在那里缩着脖子。远处传来一声狗叫，叫了一声就不叫了，可能是被冻回去了。
林雪走到她身边，把相机包从怀里放下来，挂在肩上。两个人并排站在村口，谁都没有迈出第一步。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太久了——这条路走了太久，从北京到南江县，从南江县到机械厂，从机械厂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这趟火车，再到这辆拖拉机，再到这个被雪埋了的村子。走得太久了，久到终于站在了门口，反而不敢敲门了，怕门后面是空的，怕门后面没有人，怕门后面的人跟她父亲说过同样的话——“没事，你别多问。”
姜晚宁吸了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凉得像冰水，从喉咙一直凉到胸腔，凉到心脏。她迈出了第一步，踩在雪地上，雪在她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在跟她说话，说的什么听不清，但声音很轻，很脆，像骨头断掉的声音。她走了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林雪跟在后面，两个人在雪地上留下了两串脚印，一串深，一串浅，深的是姜晚宁的，浅的是林雪的，并排着往前走，一直走到那棵老槐树底下，驴看了她们一眼，打了个响鼻，低下头继续啃地上的枯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