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刘副总打来的，打来的时候姜晚宁正在看一份越南市场的调研报告。陆长安翻译的，厚厚一沓，用订书钉订着，封面上用签字笔写着“越南调味品市场分析”几个字，字迹端正，像是练过书法的人写的。她翻到第三页，正在看越南辣椒进口关税的税率表，电话响了，她接起来，刘副总的声音从听筒里涌出来，带着一种她从未听过的兴奋——不是那种做成了生意之后的兴奋，是那种看见了巨大利益、眼冒金光的那种兴奋。
“姜总，苏联解体了你知不知道？”
姜晚宁愣了一下。她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但她不知道这件事跟青山食品有什么关系。俄罗期和那些独联体国家，离她的辣酱太远了，远到她从来没想过要把货卖到那边去。运费太高，市场太陌生，语言不通，渠道没有，连进出口的流程都要从头摸索。
“独联体国家现在物资极度匮乏，什么东西都缺。面包、黄油、香肠、罐头，连调味品都要靠进口。中国的食品在那边的利润——你猜多少？”刘副总没等她猜，直接说了，“五倍。不是百分之五，是五倍。你在中国卖一瓶辣酱赚一块钱，在莫斯科能赚五块。扣掉运费和关税，还能剩三块。”
五倍。
姜晚宁手里的笔在越南调研报告上停住了，笔尖压在一个数字上——越南辣椒进口关税15%，这个数字她算了三天才定下来。现在出来一个利润五倍的市场，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波纹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扩散到她脑子里每一个还在运转的细胞上。
“刘总，渠道呢？”姜晚宁问。她的声音很稳，但林雪在旁边注意到，她握笔的手指收紧了，指节泛白，笔杆在她手里微微倾斜了一个角度。
“我在莫斯科有个老客户，做了十几年边贸了。苏联没解体的时候他就做，现在更要做。他那边什么都要，中国的食品、服装、日用品，只要是能吃的能穿的，他都要。我把你们的辣酱样品给他寄了几瓶，他昨天打电话来说——这个辣酱，在莫斯科能卖爆。”
姜晚宁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北京冬天的天很少有蓝的时候，大半时间都是这种灰，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挂在半空中，颜色褪得差不多了，但还能用。她看着那棵青苗，苗已经长到窗台那么高了，枝干上的叶子在寒风中蜷缩着，但根扎得深，冻不死。
“我要了。”姜晚宁说。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在了电话线上，钉在了刘副总的耳朵里，钉在了青山食品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每一条可能的路上。
挂了电话，她没有坐下来，直接去了隔壁房间。陆长安正在桌子上摊着几本俄语词典，词典很厚，封面翻卷了，书脊上的烫金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像一条被反复折叠过的路，走了太多遍，路标都没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也许是学校图书馆，也许是外语系的同学，也许是自己在旧书店淘的，不管是哪儿借的，他已经在翻了。
“长安，你帮我找俄语翻译和市场资料。”姜晚宁站在门口，没进去，手扶着门框，指甲盖上有前几天在机械厂翻墙时留下的淤青，还没消，青紫色的，像一枚被压扁了的葡萄。
陆长安从词典上抬起头，眼镜滑到鼻尖上，透过镜片看人的时候眼睛显得特别大，像两只受惊的鹿。他推了一下眼镜，眼镜推上去了，鼻梁上留下两个深红的印子，像被什么东西夹过。
“姐，俄语我不会。”他说，“但我可以去学校外语系找人。我们学校有俄语专业，大四的学长学姐，有的已经拿到毕业证了，还没找到工作，正好可以来咱们这儿实习。”
“要多少钱？”
“我去谈，不会贵的。他们现在也愁工作，咱们能提供一个岗位，还有机会跟莫斯科那边对接，对他们来说比去培训机构代课强多了。”陆长安说这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像开了倍速播放，每个字都在往前赶，但吐字依然清晰。
姜晚宁点了下头，转身回了办公室。陆长安从椅子上弹起来，把那几本俄语词典摞在一起，抱在怀里，词典压在胸口上，压得他呼吸有点紧。他快步走出院子，走到巷口才想起来外套没穿，又跑回来拿，拿了又跑出去，围巾拖在身后被风吹得横了起来，像一条灰色的尾巴。
接下来的几天，姜晚宁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俄罗斯市场上。
刘副总把莫斯科那个客户的联系方式发过来了，对方的负责人叫谢尔盖，四十多岁，做了十几年中俄贸易，汉语说得很溜，带着一股东北口音，不知道是在哈尔滨学的还是在黑河练的。姜晚宁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粗犷的男声，说了一句“你好，我是谢尔盖，你是谁”，发音很标准，但尾音带着卷舌，像含着一块没化完的冰。
姜晚宁做了自我介绍，谢尔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姜晚宁记了很久的话——“你的辣酱，我的朋友刘给我寄了两瓶。我打开了一瓶，用勺子舀了一口，就着黑面包吃了。吃完之后我打电话给刘说，这个辣酱，我一定要卖。”
他说“一定要卖”的时候，重音落在“一定”上，落得很重，像一拳砸在桌上，把杯子里伏特加都震得晃了一下。
“俄罗斯人能吃辣吗？”姜晚宁问了最关键的问题。
谢尔盖笑了，笑声很响，像有人在电话那头拍桌子。“俄罗斯人不能吃太辣，但我们能吃咸。你的辣酱太辣了，我们要调整一下配方，降辣增咸。你按这个方向做一批样品寄过来，我在莫斯科找几个超市的采购尝尝，他们要是说好，这个生意就成了。”
姜晚宁挂了电话，立刻打给南江县工厂的宋怀远。宋怀远正在仓库盘货，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背景音里有人在搬箱子，咚咚咚的，像在拆一堵墙。
“宋叔，你记一下：辣度降到原来的一半，盐分增加百分之二十，其他配方不变。打样一百瓶，加急，三天内寄到北京来。”
宋怀远没问为什么，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了一句“好”。那个“好”字说得很干脆，像一把刀切下去，干脆利落，没有犹豫，没有废话，因为他知道姜晚宁不会无缘无故改配方，他只需要把这件事做好，做得比任何人要求的都好，把每一瓶样品都做成教科书级别的标准。
三天后，样品从南江县寄到了北京。泡沫箱，里面衬着冰袋，冰袋还没完全化，摸着凉丝丝的。姜晚宁打开箱子，取出一瓶，瓶盖拧开的那一瞬间，辣酱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办公室，不是那种呛人的辣，是那种厚实的、醇厚的、带着豆豉发酵后的特殊香气，像一块陈年的老腊肉在锅里煎了一下，油滋出来了，香味也跟着出来了。
她舀了一小勺，放进嘴里。
咸，比原来的重。辣，比原来的轻。咸和辣在舌尖上交汇，咸先出来，辣跟在后面，辣不冲，慢慢地从舌根往舌尖回，像一条河在平原上拐了一个弯，不急不缓，但一直在流。
“就是这个味。”姜晚宁把勺子放下，拿起了电话。
莫斯科。谢尔盖。样品已经备好了，随时可以寄出去。地球那边，那个会说东北话的俄罗斯人，正在等一个来自中国的泡沫箱。箱子里装的不是军火，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是辣酱。青山村的辣椒，南江县的水，宋怀远的手艺，姜晚宁的配方，装在玻璃瓶里，瓶盖上贴着标签，标签上印着青山食品的标志——一座山的轮廓，山下面有一条河，河在流，山不动。
陆长安第二天就找到了人。外语系大四的一个学姐，叫叶琳，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双修，俄语专业八级，口语流利得跟母语差不多。她来公司面试的那天穿着一件灰色的毛呢大衣，黑色的靴子，头发披着，没化妆，但皮肤很白，白得发光，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落在没有脚印的地方，干净，清冷。
姜晚宁让她翻译了一份产品说明书，她坐在陆长安的位置上，面前摊着俄语词典，但几乎没怎么翻，大部分词汇直接写出来了，字迹工整，俄语的连笔写得很漂亮，像一幅幅小型的书法作品，每一个字母都恰到好处地连在一起，不松不紧。
姜晚宁站在旁边看着她写，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下周跟我去莫斯科。”
叶琳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犹豫，没有紧张，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那两个字说得跟她翻译的俄语一样干脆，像冰面上的第一道裂纹，裂开了就没有回头路，但裂开的纹路很好看，像一幅画，画的名字叫“出发”。
周晚晴把俄罗斯市场的开拓计划贴在办公室的墙上，用图钉摁住了四个角，图钉摁进去的时候墙皮掉了一小块，白灰落在桌上，她用嘴吹了一下，灰飘起来，在阳光里飞了一会儿才落下去。计划表上的时间排得很满——十天内寄出样品，二十天内等反馈，三十天内敲定首批订单的规格和数量，四十五天内发货。
每一步都写得很清楚，像一张从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票，票上印着发车时间和到达时间，但你永远不知道火车在途中会停多少次，会晚点多长时间，会不会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下来，停下来就不走了。但你得买票，得上车，得走。不走，永远到不了。
姜晚宁站在那张计划表前看了很久，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又从最后一行看回第一行。看完之后她把图钉重新摁了一遍，那四颗图钉被她摁得更深了，深到几乎看不见了，只剩四个银色的小圆点嵌在墙里，像四颗嵌在天上的星，白天看不见，晚上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