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饱和的预警是宋怀远从青山村发来的。不是打电话说的，是发了一份传真，厚厚一沓，密密麻麻的数字占满了每一页纸的边边角角。他在传真的最后一页用红笔写了一行字——不是打印的，是手写的，字迹潦草但笔画很重，像一个人在很急的情况下用力写出来的：产能利用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七，新订单排期已到三个月后，再不扩产就要丢单子了。
周晚晴把这份传真放在姜晚宁桌上的时候，手指在“百分之九十七”这几个字上点了点，像在敲一扇关着的门，门没关严，敲两下就开了。
姜晚宁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没有惊讶，没有意外，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华北市场第一之后，订单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涌进来，原来那个闸门是关着的，水蓄在闸门后面，水面一天天涨高，涨到闸门再也关不住了，水冲出来，挡都挡不住。青山村的生产线已经转到了三班倒，机器从早到晚没停过，工人从早到晚没歇过，连赵德茂都亲自上手搬箱子了，搬得腰都直不起来，但还在搬。
“华北再建一个生产基地。”姜晚宁把这几个字说得很轻，轻得像在说今天晚上吃什么，但周晚晴知道这几个字的重量——不是一个厂房、几台机器、几十个工人的事，是青山食品从村办企业走向区域龙头的那一步，这一步跨出去了就不能退回来了，像下棋，落子无悔，棋盘上多了这一颗子，整盘棋的格局就变了。
秦墨白坐在对面，手里拿着计算器，没有按。他把计算器放在桌上，看着姜晚宁，等她说具体位置。
姜晚宁没说话，她打开了电视。新闻联播刚结束，天气预报还没开始，电视屏幕上正在播一条新闻专题——关于国家级贫困县的报道。画面里是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山是黄的，路是黄的，连天都是黄的。镜头扫过一片干涸的河床，河床上裂开了无数的口子，像一张张干渴的嘴张着，等雨水，雨水不来，嘴就永远张着。然后是一个村子的全景，土坯房挤在山沟里，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大半，用油毡盖着，油毡被风吹得翘起来，在镜头里像一面面破败的旗帜在风中挣扎。最后是一个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石阶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那干涸的河床，手里端着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粥里没有菜，没有油，只有几粒沉在碗底的米粒，像几颗沉在河底的鹅卵石。
周晚晴被那个老人的画面钉住了，像有人拿钉子把她的脚钉在了地上，动不了。
姜晚宁盯着电视屏幕，眼睛里没有光，不是没有感情，是把感情压住了，压到很底下，压到那个装了化验报告、粉末样品、马德贵证词的保险柜里，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锁上了。
新闻播完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切回演播室。主持人说了什么姜晚宁没听，她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屏幕从彩色变成黑色，黑色屏幕上映出她的脸，模糊的，像隔了一层雾。
“就这里了。”她指着电视屏幕上最后出现的那行字幕——那个县的名字。字已经消失了，但她记住了，像记住父亲的AB型血一样，记住了就不会忘。
秦墨白把地图从墙上取下来，摊在桌上。地图上华北五省市的每一个县他都记得，因为她在地图上画了太多的圈，画得地图上的油墨都淡了。他找到了那个县的位置——在河北省的西北角，靠近内蒙古的地方，离北京不到三百公里，但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连接外面的只有一条两车道的省道，省道上跑的大多是拖拉机、三轮车和拉煤的卡车，路面被压得坑坑洼洼的，下雨天全是泥，晴天全是灰。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建厂成本至少比在县城周边建高百分之三十。”秦墨白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一下那个县的位置，像在棋盘上落了一颗子，落下去就不动了。
姜晚宁没有看地图，看着秦墨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反对，没有质疑，只有提醒，提醒完了就等她做决定，不管她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执行，因为他是秦墨白。
“成本高也要建。”姜晚宁的声音没有因为“百分之三十”而产生任何波动，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弦，你拨它一下，它响了一声就不响了，不是因为弦松了，是因为弦太紧了，紧到再拨也只会发出那一个音，“青山食品赚钱了，该回馈社会了。”
秦墨白没有再说任何话，把那颗棋子从棋盘上拿起来，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位置定了就不改了。
周晚晴在旁边翻开笔记本，开始算账。建厂成本、设备采购、人员培训、物流费用，一笔一笔地列，列得很细，细到连食堂要买几个电饭煲都写上了。她算这些东西的时候手指在计算器上按得飞快，快到她的大脑跟不上手指的速度，但她不在乎，因为她知道这些数字最后都要交到姜晚宁手里，姜晚宁会重新算一遍，算得比她慢，但比她准。
姜晚宁拨通了青山村工厂的电话。赵德茂接的，背景音里有机器的轰鸣声，工人在喊话，叉车在倒车，滴滴滴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着，像一个人在倒着走路，一边走一边提醒后面的人——我来了，你让开。
“赵叔，我决定在华北建第二个工厂。”姜晚宁没有铺垫，没有寒暄，直接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姜晚宁以为电话断了，看了一眼屏幕，通话还在计时，秒数在跳，从１５秒跳到２０秒，从２０秒跳到２５秒，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长到她能从这２５秒里听见赵德茂在电话那头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很慢，像一个人在爬一座很陡的山，爬到半山腰走不动了，停下来喘口气，抬头看了一眼山顶，山顶还在云里，但他知道自己能爬上去，因为已经爬了这么远了，不能停，停了就再也到不了了。
“晚宁，你有出息了，没忘本。”赵德茂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沙哑，带着鼻音，像一个人在哭，但没让眼泪掉下来，把眼泪咽回去了，咽到嗓子里，把嗓子堵住了，声音就变了。
姜晚宁握着电话，眼眶热了一下，热得快退得也快，像一口锅烧热了，倒了一点油进去，油还没冒烟就把锅端起来了，锅凉了，油还是凉的。
“赵叔，我永远记得自己是青山村出来的。”
赵德茂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没有话，但比任何话都重，重得能把一台机器压垮。
挂了电话，姜晚宁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那个县的地址。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是在刻碑文，每一个字都要刻得深深的，深到风沙磨不掉，雨水冲不掉，时间啃不掉。
周晚晴在旁边把那个县的资料从网上查了出来，打印了厚厚一沓。全县总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二十万，百分之六十的村子是贫困村，年人均收入不到一千块钱。没有像样的产业，年轻人全在外面打工，留在村里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种出来的玉米比正常的小一半，亩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
姜晚宁把这些资料一页一页地看完，看得很慢，每看一页就在笔记本上记几行字。她记的不是数据，是人。那个端着稀粥的老人，那个在干涸河床上行走的孩子，那个坐在门口纳鞋底的妇女——她没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她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电视上的画面已经刻在她脑子里了，刻得很深，深到跟父亲的ＡＢ型血放在同一个抽屉里，抽屉关着，但你知道里面有什么。
秦墨白把计算器按了一遍，算出建厂的总投资，写在一张纸上，递给姜晚宁。姜晚宁看了一眼那个数字，把纸折了两折，塞进口袋里。那个数字很大，大到能买下北京三环内好几套房子，但她没有犹豫，因为赚钱不是目的，用钱才是。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院子里的雪化了，青苗的根部露出了一小截新土，土是黑的，跟北京这灰扑扑的冬天不一样，黑得发亮，像上了一层油。她看着那棵苗看了很久，苗已经比她高了，枝叶伸展着，像一把撑开的伞，伞下面能站人，站很多人。
周晚晴端着两杯热茶走进来，一杯递给姜晚宁，一杯放在秦墨白面前。秦墨白端起来喝了一口，茶烫，他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了。
“下周一去那个县实地考察。”姜晚宁转过身，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眼睛很亮，不是激动，是确认了自己的路之后不需要犹豫的那种亮，像一盏灯，灯芯调得很短，火苗不大，但烧得很稳，风吹不灭。
周晚晴在本子上记下了“下周一”三个字，在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两条横线，横线画得很重，纸被压出了凹痕，从背面摸能摸到凸起来的笔迹，像盲文，写着“出发”两个字。
秦墨白把地图重新挂回墙上，在那个县的位置上钉了一颗图钉。图钉是红色的，按进去的时候墙皮掉了一小块，白灰落在桌上，像一小片雪，在阳光下慢慢消失了，不是化了，是飞走了，飞到空气里，飞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落在姜晚宁的头发上，落在周晚晴的肩膀上，落在秦墨白的手背上，看不见了，但还在。
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巷子，车铃叮铃铃响了三声，由近及远，越来越轻，轻到听不见了，但巷子还在，路还在，从这条巷子出发，可以走到那个县的每一条土路上，可以走到青山村的每一条田埂上，可以走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你愿意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