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姜晚宁在办公室里站了一会儿。周晚晴注意到她握着手机的手没有立刻放下，拇指在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了一下，像在确认通话已经结束。确认完了，她把手机放在桌上，转过头看着周晚晴。
“长安入党了。我要请他老师和同学吃饭。”
周晚晴愣了一下，但只愣了不到一秒，因为她太了解姜晚宁了——在她说出这句话之前，大概从陆长安说“我入党了”的那一刻，这个念头就已经在她脑子里成形了。不是临时起意，是蓄谋已久，蓄谋的时间只够从接通电话到挂断电话，但对于姜晚宁来说，这点时间足够了。
“我这就去订饭店。”周晚晴转身要走，姜晚宁在身后补了一句，“要好的，北京最好的。”
周晚晴在北京饭店订了两个大包间。北京饭店，长安街上的那个北京饭店，从前门进去要经过旋转门，旋转门转得很慢，像一个不紧不慢的老人在跟你说——这里是北京，这里是首都，这里是你请客吃饭的地方，你的客人值得坐在这里。周晚晴订完包间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订金单子，单子上的数字她看了三遍，每一遍都确认自己没有多按一个零。她不是心疼钱，是觉得这钱花得值，值到她把单子折好塞进口袋里的时候，手指头都在微微发麻。
日子定在周六晚上。陆长安的导师、同学、系领导，林林总总加起来五桌人。张教授第一个到的，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夹克的领口别着一枚校徽，红底白字，小小的，但很醒目。他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专注，像在读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每一个字都不愿意漏掉。
“姜董事长，久仰。”张教授伸出手，跟姜晚宁握了一下。握手的力度不大不小，时间不长不短，礼貌但不疏离，像一个做了一辈子学问的人该有的分寸。他说“久仰”的时候语气很平，不是客气，是那种真的听说过、而且听说的内容让他愿意亲自来赴这个约的诚恳。
姜晚宁说：“张教授，您叫我晚宁就行。”
张教授看了她一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但没有多说什么，点了头，坐下了。他的学生们陆续来了，年轻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有的还不太会打领带，领结歪着，被旁边的同学帮忙扶正了。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有些拘谨，因为这个饭店太正式了，地毯太厚了，吊灯太亮了，连桌上的餐具都闪着他们平时用不起的光。
陆长安是最后一个到的。他穿了一身藏青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领带是深红色的，系得很端正，领结的位置刚好在领口正中间。这身衣服是他自己买的，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说，想给姜晚宁一个惊喜。他走进包间的时候，几个同学吹了口哨，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耳朵尖红了，红得跟他领带的颜色差不多。
姜晚宁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她的目光从领带看到西装，从西装看到皮鞋，从皮鞋看回他的脸。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话，但那个眼神说了——我弟长大了，长成大人了，能穿西装打领带了，能站在台上被人叫同志了。
姜晚宁端起酒杯。杯子里的酒是茅台，倒得很满，酒面微微凸起，像一座小小的湖，湖面上映着头顶的水晶吊灯，光点在酒液里晃来晃去，像碎掉的金子。
“长安是我弟弟。”她说，没有拿话筒，但包间里五桌人都安静了，连倒茶的服务员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他考上人大、入了党，比我自己赚钱还高兴。这顿饭我请，大家吃好喝好。”
简简单单几句话，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但每个字都像一勺滚油泼在了一道菜上，滋啦一声，香味炸开了。五桌人同时举杯，杯壁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像有人在敲一组编钟，编钟不大，但音色清亮，从北京饭店的包间里传出去，传到走廊上，传到电梯里，传到长安街上。
张教授放下酒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纸。他把信封递给姜晚宁，姜晚宁接过去，抽出来看了一眼——是陆长安那篇关于乡村振兴的论文的复印件，封面上用红笔写着“已呈送”三个字，字迹端正，是张教授的笔迹。
“姜董事——晚宁。”张教授改了口，改得很自然，像一个调准了频率的收音机，一下子就从杂音里找到了最清晰的那个频道，“长安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他的论文，我直接呈递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姜晚宁把论文复印件放回信封，信封攥在手里，攥得很紧，像攥着一张中了奖的彩票。她不会去兑奖，因为这奖不是钱能衡量的，但她要把这张彩票收好，收在保险柜里，跟那份化验报告放在一起，跟马德贵的证词放在一起，跟青山村那一百七十六个红手印放在一起。这些东西在她心里的分量是一样的，每一件都重，每一件她都丢不起。
酒过三巡，姜晚宁喝了半斤茅台。周晚晴从没见过姜晚宁喝这么多酒。在北京分公司的宴请上，姜晚宁喝酒从来都是浅尝辄止，碰杯的时候嘴唇沾一下酒液就算喝了，从来没有真正咽下去过。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她每一杯都干了，干得很干脆，仰头的时候喉咙动一下，酒就下去了，像把一把火咽进了肚子里，火在胃里烧，烧得她脸色红扑扑的，像簸箕梁上熟透了的辣椒。
陆长安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喝，想劝又不敢劝。他知道姜晚宁今天高兴，不是那种签了大订单的高兴，是那种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人出息了、出息到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注意到了的高兴。这种高兴不需要语言来表达，酒杯就是语言，一杯就是一句，半斤就是一篇长文。
张教授又端起了酒杯，走到姜晚宁面前。他的脸也红了，但红得没有姜晚宁厉害，像一朵刚开了一半的桃花，颜色淡淡的。
“晚宁，我跟你说句实话。”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压到只有姜晚宁和旁边的陆长安听得见，“长安这个学生，我不担心他的学术能力，我担心他的政治前途。他的论文能被上面看到，是机会也是风险。你比他大，你多看着他。”
姜晚宁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杯口悬在半空中，酒液微微晃动。
“张教授，您放心。”她说，“长安的路，他自己走。但我不会让他一个人走。”
两个人碰了杯，各自干了。张教授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陆长安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期待，担忧，信任，还有一点过来人才有的那种复杂的感慨，像一个人在河对岸看着一个年轻人正要过河，河上有雾，看不清对岸，但你知道只要不回头总能过去。
散席的时候快十一点了。北京饭店门口的灯还亮着，长安街上的车流比白天少了很多，一辆接一辆地从面前开过去，车灯拉出一条条长长的光线，像有人拿着荧光笔在黑色的纸上画画，画完一笔就消失了，后面再来一笔。
陆长安扶着姜晚宁往外走。他的步子迈得很小，配合着姜晚宁有些摇晃的步伐。姜晚宁的胳膊搭在他肩上，头微微歪着，脸上一片酡红。她很少在别人面前露出这样的一面，但在陆长安面前，她不需要撑，因为他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在他面前软弱一下没什么丢人的。
周晚晴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姜晚宁的包，走在他们两个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不远不近，像一个影子。她看着陆长安扶着姜晚宁的背影，看着姜晚宁歪着头的侧脸，看着长安街上车灯的光从他们身上扫过去又扫过来，明灭不定，像一个正在调试的舞台灯光，光打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是舞台中央唯一的主角。
“姐，你喝多了。”陆长安说。
“没多。”姜晚宁的声音比平时软了很多，像棉花被水泡过之后的那种软，但每个字还是咬得很清楚，“半斤茅台，多什么多。”
陆长安笑了，没有拆穿她。他知道姜晚宁的酒量，半斤对她来说确实不算多，但她今天喝得太快了，快到她身体还没准备好酒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不肯出来，在她的血管里到处乱窜，窜得她脸红心跳，窜得她眼角泛起了一层薄薄的水光。
长安街上起风了，风吹在脸上不冷，带着春天特有的那种湿润的、鼓胀的、像要把什么东西吹开的感觉。陆长安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姜晚宁肩上，西装太薄了，披上去也没什么用，但他觉得应该这么做，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姜晚宁在照顾他，今天换他照顾她一次，哪怕只是在长安街上给她披一件薄薄的西装外套。
走到车旁边的时候，姜晚宁突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陆长安。她的眼睛红红的，但目光清澈，清澈得像簸箕梁上那口老井里的水，井口不大，但水很深，深到能看见井底的石头和水草。
“长安，你以后的路比我长。”她说，声音不大，但在长安街的夜风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别给我丢人。”
陆长安的眼眶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我不会的”，想说“姐你放心吧”，想说“我永远都是你弟”，但这些话太轻了，轻到扛不住长安街上这么大这么大的风。他没有说话，用力地点了一下头，点得很用力，像在用整个身体在回答。点完头，他扶着姜晚宁上了车，关上车门的时候门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像一本书合上了，但书里的故事还在继续，翻到下一页，就是新的篇章了。
周晚晴从另一边上了车，坐在副驾驶。她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姜晚宁——姜晚宁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脸上那层酡红在路灯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温暖，像炭火燃尽之前的最后一点余光。她的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安心，是那种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交出去了、而且知道接收的人一定能接住之后的那种安心。
车开了。窗外的长安街在夜色中慢慢后退，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从车窗框里闪过去，红墙黄瓦在灯下像一幅凝固的画。陆长安坐在姜晚宁旁边，侧过头看着她闭着眼睛的样子，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青山村，他站在老槐树底下，手里举着糖葫芦，仰着脸看着那块新挂上去的“青山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匾额，念不出来“股份”两个字，是姜晚宁在旁边教他的。他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到第四遍的时候念通了，姜晚宁笑了一下，那天的太阳很好，从簸箕梁上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