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团队的最终汇报安排在了周五上午。周晚晴提前一天把会议室重新布置了一遍，桌面上除了矿泉水还多放了几支笔，笔记本换成了新的，连投影仪的备用灯泡都准备好了。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预感——这次汇报的内容不会轻松，不是那种听完之后可以松一口气的汇报，是那种听完之后要叹一口气的汇报。
郑总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十分钟到。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衬衫是白色的，没有打领带。今天的他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他进来的时候手里提着公文包，步伐轻快，像一个人来送一份好消息。今天他公文包还是那个公文包，但步伐慢了一些，慢到你能感觉到他每一步都在想——这些话怎么说才能不那么重，但再轻也不会轻到哪里去。
姜晚宁坐在主位，面前摊着笔记本。笔记本翻开到新的一页，页眉上写着日期，下面空白一片，等着被填满。她的坐姿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腰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像一座桥。桥面很平，但桥墩在水下，水有多深只有桥墩知道。
秦墨白坐在姜晚宁右手边，面前摊着市场部的几份文件，本不该他带到这个会上来的。他把文件摞在桌角，摞得很整齐，像一个人把不重要的事情推到一边，腾出地方来迎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投影仪打开，屏幕上出现了标题——“青山食品集团上市核心障碍专题汇报”。字体是黑色的，没有加粗，没有标红，但那行字落在白色的背景上，像一块墓碑上的铭文，不需要任何修饰，内容本身就够了。
郑总站在投影幕旁边，手里握着翻页笔。他没有按，站在那里沉默了三四秒钟，会议室里没有人催他。周晚晴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像一个跳水运动员站在十米台上，不是不敢跳，是在等一个最合适的入水时机。
“姜董，上次我们初步谈到了村民集体股的问题。经过团队近一步的法务梳理和政策研究，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了。”
他按了一下翻页笔，屏幕跳到下一页。这一页只有一行字，字体很大。
“村民集体股无法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那行字在屏幕上亮着，像一盏红灯，红得刺眼。周晚晴的笔尖终于落到了纸上，落下的时候用力过猛，笔尖戳破了纸，她翻了一页新的，在空白处重新开始写。
郑总说需要解释一下：根据中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交易所的上市规则，拟上市公司的股东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依法设立的法人。村民集体股，从法律性质上属于集体资产，没有明确的法人主体，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组织机构代码，在法律上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它只是一个概念。
会议室里的空调出风口对着周晚晴的后脑勺吹，她打了个哆嗦，不是因为冷，是因为那些法律术语像砖头一样一块一块地砸过来，每一块都砸在同一个地方，砸出一个越来越深的坑。
解决方案只有两个。
郑总伸出两根手指，像钳子一样夹着翻页笔，屏幕切换到了下一页。两个方案并排列着，左边写着“回购”，右边写着“量化到个人”，各占一半屏幕，像两扇关闭的门，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条路，但每条路都不好走。
“方案一，回购。由公司或大股东出资，回购村民集体持有的百分之三十股份。回购之后，这些股份注销或者由大股东持有，集体股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代价是需要拿出大笔现金来回购。按照青山食品目前的估值，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对应的金额不是小数目。”
姜晚宁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了一下。这个动作做得极轻极快，秦墨白没有注意到，周晚晴没有注意到，郑总也没有注意。但她自己知道这一下叩在了哪里——叩在了青山食品这几年的利润上，叩在了贫困县建厂的投入上，叩在了俄罗斯市场开拓的成本上。
“方案二，量化到个人。把村民集体股按照一定的规则，量化到青山村一百七十六户村民个人头上，每人持有明确比例的个人股，作为自然人股东进入公司的股东名册。这条路不需要拿出大笔现金，但需要全体村民达成一致。”
郑总说到“一致”两个字的时候放慢了速度，像一个人在念一份遗嘱，每个字都要念清楚，因为念错了就没有机会改了。
周晚晴之前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一百七十六户，每一户都要同意。”写完之后看着这行字看了几秒，又在这行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横线画得很粗，像一道闸门，闸门关着的时候水过不去，闸门开了水就过去了，但闸门开关不在她手里。
会议室里沉默了。这次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长到郑总把翻页笔从右手换到了左手，又从左手换回了右手，屏幕上的画面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操作进入了待机状态，变成了一片深蓝色，蓝得像深海，海底没有光，但鱼还在游。
秦墨白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这个深蓝色的会议室里，他的声音像一道裂缝，裂缝里透出了光。
“量化到个人，具体的分配方案怎么定？”
郑总点了一下翻页笔，屏幕亮了，显示出一张分配方案框架图。框架图的顶端是“青山村集体股百分之三十”，下面分支出去一百七十六条线，每一条线连到一户人家的名字，名字旁边写着持股比例。有的比例大一些，有的比例小一些，差别不大，但只要有差别，就会有人觉得不公。
郑总把各种复杂因素说得清清楚楚——一百七十六户，人口不同，贡献不同，在青山食品发展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不同。有人从一开始就在厂里干活，有人中途加入，有人只是在联名信上按了个手印。按人口分，对干活的人不公平；按贡献分，对后来的人不公平；按人头分，对人口少的家庭不公平。每一条线都牵着一户人家，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理由认为自己的份额应该比别人多。要让一百七十六个理由同时成立，比让一百七十六根针同时立在桌面上还难。
姜晚宁坐在主位，两只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她的手指很白，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甲盖上没有涂任何颜色。她不涂指甲油，因为炒辣椒的时候指甲油会化，化了就混进辣酱里了，这么多年不涂指甲油不是因为不好看，是因为不需要。
她沉默了。
这种沉默不是不知道说什么的沉默——她太知道要说什么了。这种沉默是太多的话堵在嗓子眼里，挤在一起，谁都出不来。每一户人家她都知道名字，每一张脸她都能想起来，每一个手印她都在联名信上摸过了。这些人在联名信上按手印的时候说“晚宁你回来吧”，现在她要拿着一份股权量化协议回去让他们签字，告诉他们“你们按了手印，青山食品就能上市了，上市了你们手里的股份就值钱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真的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份额少了吗？真的有人会担心以后分不到红了吗？真的有人什么都不为就是不想签吗？
郑总把投影仪关了，会议室里的灯亮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姜晚宁的脸上，她的脸色有些发白，但眼神很定，像一面湖，湖面平静，湖底下有暗流，暗流再急，湖面也不会起浪。
姜晚宁站起来，椅子往后推了一点，发出一声轻响，椅子上的人站了起来，站起来之后就没有再坐下。
“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她没有用“我试试”，没有用“我争取”，没有用“我尽量”。在青山食品的字典里，这些词不存在。她用的词是“会”，一定会，不是可能，不是也许，是确定，确定得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确定得像青山村的辣椒到了秋天就会红。
郑总看着姜晚宁。做投行这么多年，他见过太多企业家在同样的问题面前犹豫、退缩、绕路。那些人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从来不在于问题本身难不难，而在于说“我会解决”的时候，眼睛里有没有光。姜晚宁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被点燃的，是本来就有的，一直在烧，烧了好几年了，没灭过。
“姜董，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郑总站起来，伸出手。两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秦墨白注意到姜晚宁的手没有抖。她握得很稳，稳得像这双手不是握过铁锹、炒过辣酱、在火车上攥了二十多个小时帆布包带子的手，是一双已经在文件上签好了名字、只等敲钟的手。
送走了券商团队，会议室里只剩下姜晚宁、周晚晴、秦墨白三个人。
周晚晴终于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泪水从眼眶里无声地涌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淌，淌到下巴，滴在那本被她戳破了的笔记本上，笔记本的纸上有她的泪水，泪水洇开了，把“青山村”三个字洇得模糊了。不是伤心，是心疼，心疼姜晚宁又要回青山村了，又要坐在老槐树下跟那些人解释了，又要面对那些可能会让她失望的人和事了。
秦墨白没有说话。他走到姜晚宁身边，把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倒掉，重新倒了一杯热的，放在她面前。茶水的热气从杯口升起来，白蒙蒙的，模糊了姜晚宁的脸。他没有说“我陪你去”，因为他知道她不需要问，他一定会去，从一开始就会去。从他把车钥匙放在她桌上的那天起，她的事就是他的事，不管有没有上市那天的那句承诺，不管承诺兑现了没有，他都会去。
姜晚宁端起茶杯，没有喝，握着，感觉到茶杯的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掌心里。她闭上眼睛，黑暗中没有画面，但有一百七十六个名字浮现出来，一一浮现又一一隐去。每一个名字都对应一户人家，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棵跟青山村一样老的树。
她睁开眼的时候，秦墨白和周晚晴都看着她。她看着他们，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点，那个幅度比笑小一点，比不笑大一点，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擦亮了一根火柴，火柴燃的时间很短，但在它燃着的那一瞬间，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
“收拾东西，下周回青山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