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明回南江县的消息，林雪第一时间告诉了姜晚宁。不是特意打听的，是她让朋友留意的那几个电话里，有一个是南江县打来的，通话时间不长，但足够定位到他回了南江县。林雪把这条消息夹在一堆出口业务的数据里面发给姜晚宁，没有单独提，埋在一堆数字中间，像一粒沙子混在一袋米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姜晚宁看见了。她把那份报表从头看到尾，目光在林雪用灰色字体标注的那行字上停了一下——“侯方明，南江县。”她看完之后把报表放在桌上，叫来了秦墨白。
“侯方明在南江县还挂着个合作社，欠我们货款没还。你去一趟，把钱要回来。”
秦墨白没有问“欠多少”，没有问“什么时候欠的”，没有问“有没有欠条”。他知道这件事，从他在县食品工业办的时候就知道了。侯方明挂靠的那个合作社，当年以采购生产设备的名义从青山食品赊了一批货，货提走了，钱一直没给。那笔账在青山食品的账上挂了几年了，宋怀远每年年底对账的时候都会看到那几个数字，用红笔圈着，圈了一年又一年，圈的颜色从鲜红变成了暗红，像干透了的血。
秦墨白第二天就带着法务和财务飞到了南江县。法务姓刘，三十出头，是青山食品从北京一家律所挖来的，处理过好几起合同纠纷，每一起都赢得很干脆。财务是小王，周晚晴的徒弟，账目比她师父还细，每一笔往来都记得清清楚楚，连侯方明当年签收货物的那张手写收条她都从档案柜里翻出来了，收条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了，但签名还在，“侯方明”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像一条扭曲的蛇。
合作社在南江县城的城乡结合部，几间破瓦房，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铁门关着，锈迹斑斑，门把手上的锁已经换了新的，说明还有人来过，不是完全废弃了。秦墨白站在门口，没有敲门，转身让法务直接去法院立案。
起诉状是刘律师起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每一笔欠款都有合同、送货单、签收凭证作支撑。八十多万的欠款从法院立案庭递进去的时候，工作人员翻了一下证据材料，厚厚一摞，每一页都编了页码，编得整整齐齐，像一本装订好的书。他看了秦墨白一眼，问了一句“青山食品的？”秦墨白说是。工作人员在那摞材料的封面上盖了章，说了句“这几年青山食品发展得好”，秦墨白说了声谢谢，接过回执，转身走了。
法院的传票送到侯方明手里的时候，他正在出租屋里泡面。泡面是桶装的，红烧牛肉味，盖子用叉子别着，面还没泡软。他听见有人敲门，以为是房东来催租，开门一看，是法院的人。那人穿着制服，把传票递过来，说了句“侯方明吗，这是法院的传票，请签字”。泡面叉子弹开了，盖子掀起来，热气从桶里冒出来，模糊了他的脸，传票上写着原告青山食品集团，案由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偿还货款及违约金，共计八十七万四千元。他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数字看一遍忘一遍，每看一遍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
他哪有八十多万。他在里面蹲了好几年，外面的事一样都插不上手。合作社早就名存实亡了，账上的钱连房租都不够付，那几间破瓦房能卖几个钱，破了卖了连诉讼费都不够。他翻遍了手机通讯录，那些以前称兄道弟的人，有的号码变成了空号，有的打通了没人接，有的接了说“方明啊，我最近也困难”。困难，谁不困难，他蹲了大牢出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谁比他困难。
侯方明走投无路了。
他去了侯正堂的家。侯正堂住在县城西边一个老旧小区的顶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坏了好几盏，走路要摸黑。侯方明爬了六层楼，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敲门。门开了，侯正堂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脚上是一双老布鞋，鞋底磨得很薄了。他看着门口站着的儿子，看了好几秒，退后一步，让他进来了。
客厅不大，摆设很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侯方明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了。侯正堂坐在方桌旁边，没有说话，没有倒茶。桌上放着一个小号的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茶，茶早就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
侯方明突然跪下了。膝盖磕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没有哭，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嘴唇哆嗦着说出了一句话：“爸，我欠青山食品八十多万，法院要强制执行。我没钱，您帮帮我。”
侯正堂坐在椅子上，看着跪在面前的儿子。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盖发黄，几根青筋在手背上凸起。他看着儿子这张脸，瘦了，白了，白得不正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像一棵被移栽过来就没浇过水的树，叶子快掉光了，树干还站着，站着是因为根还在土里，土不深，但扎进去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一下而已。
侯方明跪在地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他的头发很久没剪了，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半边眼睛，眼睛里没有光，像一个黑洞，光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侯正堂端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茶，喝了一口，茶水的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咽下去了苦味还在。他把搪瓷缸子放下，手指在缸沿上慢慢转了一圈，像在抚平一道看不见的裂纹。
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那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儿子，如今跪在他面前，像一条被人打断了脊梁骨的狗，站不起来了，连跪都跪不稳。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了一下，叩得很轻，像一个人的心跳，很慢，很沉，一下一下的，不会停，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
侯方明的头低下去，额头抵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地面很凉，凉得他的额头像贴在一块冰上，冰不化，额头不热。他的肩膀开始抖，抖得很厉害，像一个发了高烧的人在打摆子。他没有出声，没有让眼泪流出来，因为眼泪不是流给侯正堂看的，是流给自己的，是流给那些年他在南江县呼风唤雨的日子，是流给那个站在姜晚宁面前还能说“方明哥”的时候。
窗外起了风，县城老旧小区的窗户不严实，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把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吹得轻轻晃动。照片里那个年轻的、笑得灿烂的女人，是侯方明的母亲，死了好多年了，死在他出事之前。她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儿子，每次侯正堂从外面回来，她都要问一句“方明今天回来了吗”，侯正堂说“回了”，她就笑了，笑得很安心。她不知道她死后这个儿子会走上什么样的路，会蹲大牢，会欠一屁股债，会跪在自己父亲面前像一条丧家之犬。她不知道，但她不在了，不在了也好，不用看着揪心，不用在梦里哭醒。
侯正堂终于伸出手，放在侯方明的头顶上。手掌落下去的时候，侯方明的身子震了一下，像一台很久没发动过的发动机被人拧了一下钥匙，震了一下，没有打着火，又灭了。侯正堂的手在他头顶上停了几秒，然后拿开了，拿开的时候手指在他头发上轻轻滑过，像在抚摸一个已经长大了、但在他眼里永远是个孩子的孩子。手指滑到头发的末端，离开了，悬在半空中停了一瞬，收回到膝盖上。
侯正堂没有拿钱出来。不是拿不出来，是不想拿。他知道这笔钱拿出来不是帮儿子，是害儿子。儿子欠的不光是青山食品的债，还欠了别的东西，那些东西钱还不了。
侯方明在地上跪了多久，他不知道。侯正堂也不知道。客厅里没有钟，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了灰暗，从灰暗变成了漆黑，小区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侯方明的背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小而短，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蜷缩在父亲的脚下。
侯正堂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煤气灶，烧了一壶水。水开了，他泡了一碗面，端着面走到方桌旁放下，掰开一双一次性筷子，把筷子放在碗沿上。他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侯方明跪在地上，面前是那碗热气腾腾的面，面汤在碗里微微晃动，水面上漂着几片葱花，葱花的香味在冷空气中弥漫开来，像一根针，扎进他的鼻腔，也扎进了他那麻木了很久的胃。
他伸出手，端起了那碗面。碗很烫，烫得他手指发红，他没有放下，把碗端到嘴边，夹起一筷子面送进嘴里。面烫得他舌头打卷，他咽下去了。第二口，第三口，他越吃越快，吃到后面眼泪终于下来了，滴在碗里，滴在面汤里，和那几片葱花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泪哪是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