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明是在南江县火车站候车室被带走的。他买了一张去昆明的票，不是终点，是路过，到昆明可以转车去更远的地方，越远越好。蛇皮袋里装着他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本翻烂了的《盗墓笔记》，一个磨得发白的钱包，钱包里没多少钱，几张皱巴巴的零票，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还是几年前拍的，那时候他还没蹲大牢，脸比现在圆一圈。
候车室不大，几十个塑料椅子排成几排。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有人打瞌睡，有人在吃泡面，泡面的热气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团团白色的雾，雾散了面条也凉了。侯方明把蛇皮袋放在脚边，坐在靠墙的位置。他选这个位置是为了看清候车室的每一个入口，坐在这里视野最好，没有死角。
他的额头上的伤口结了痂，黑褐色的，像一块干裂的土地。嘴角那道口子也结了痂，但他忍不住去舔，舔一下就疼一下，疼一下就知道今天不是在做梦。从族谱上被划掉名字的那天起，他一直在做梦，梦里侯正堂坐在太师椅上，毛笔悬在族谱上方，笔尖滴下的墨汁在泛黄的宣纸上洇开，像一朵黑色的花慢慢绽放。每次都是墨汁刚滴下来他就醒了，醒了一身冷汗。
他听见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声音从候车室门口传过来，笃笃笃，节奏不快不慢，像一个人的心跳在走。他抬起头，王所长站在候车室门口，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王所长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的毛衣，毛衣是灰色的有些年头了，领口松垮垮的。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很亮，像一把刚磨过的刀，刀刃上的光不刺眼，但你知道它锋利。
侯方明手里的车票掉在了地上。
票面朝上，南江县到昆明，硬座，发车时间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车票从他手里滑落的时候很慢，像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慢慢地飘，你以为它会落在一个地方但它没有，飘到一半被风吹了一下拐了弯，落在了旁边的椅子下面，椅子腿挡住了一半，露出一半，露出的那半截上“昆明”两个字在灯光下反着光。
王所长走到他面前。两双皮鞋站在侯方明面前，鞋尖对着他的鞋尖，距离不到一步。
“侯方明，你涉嫌新的罪名，省公安厅要提审你。”
侯方明的耳朵在这一刻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听见了声音但听不清内容，只看见王所长的嘴在动，嘴唇一张一合，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他的大脑在这一刻选择了不工作，像一台过载的机器烧了保险丝，断电了灯灭了，什么都不转了。
一只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力道不大，但那只手像一把锁，锁住了他的肩胛骨。另一只手拿起了他的左手，冰凉的金属贴上了他的手腕。咔嚓一声，手铐合拢了，铐齿咬进锁孔的声音在候车室里回响，候车室里那几排塑料椅子都听见了，吃泡面的人筷子悬在半空中停住了。
他的脸上血色褪尽。不是慢慢褪的，是一瞬间褪的，像有人把一张白纸覆盖在一张彩色的画上，白纸落下去的那一刻颜色就没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嘴唇哆嗦了两下什么都没说出来。王所长没有看他，把另一只手也铐上了，两只手并在一起，手铐的链条很短，短到他的双手不能分开，像两棵靠得太近的树枝缠在一起。
“你们有什么权力抓我！法院判我刑执行完了！我是自由身！”侯方明突然喊了出来。声音很大但尾音破了，像一把刀砍在石头上，刀刃缺了口，石头没碎。
王所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平视着他的眼睛。“汪延洗钱案有了新的突破，你当年涉及的不仅仅是洗钱，还有更严重的罪行——故意杀人。”
候车室里安静了。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是连呼吸都刻意压低了的那种安静。泡面的人筷子还悬在半空中，面条从筷子上滑下去落回碗里，溅起一小片面汤；打瞌睡的人被惊醒了，看了一眼又闭上了眼睛；门口站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孩子被这气氛吓住了，不敢哭，把脸埋在妈妈的肩膀里。
王所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他面前展开。纸是白色的，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侯方明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字他一个都没看清，因为他不需要看清就知道自己完了，不是从今天开始完的，是从他当年帮着汪延洗钱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今天会完。他只是在监狱里蹲了几年，以为把账还了就没事了。他不知道有些账一辈子都还不了。汪延案死了几个人，那个在拘留所里猝死的证人是第一条命，姜晚宁的父母是第二和第三条。
王所长念完那张纸上的内容之后，侯方明的身体像没有了骨头，整个人往下塌。他的膝盖撑不住身体了，身体往前栽，但没有栽到地上，两个民警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胳膊，把他从椅子上提起来。那个蛇皮袋还放在椅子旁边，鼓鼓囊囊的，袋口没有扎紧，《盗墓笔记》的书脊从袋口露出了一截，在灯光下泛着陈旧的光。
王所长弯腰捡起那张掉在椅子下面的车票，车票上沾了一层灰，他用拇指擦了擦，灰擦掉了但折痕还在。他把车票放在蛇皮袋上面，用字典压住了，不压着会被风吹走，吹走了就没人知道侯方明那天晚上买了去昆明的票，没人知道他想逃，逃到南方去，南方有山有水有雾，雾大得能把一个人藏起来。但雾再大也藏不住他，因为有人不想让他藏，有一只手从很远的地方伸过来，穿过雾，穿过山，穿过水，准确地找到了他在南江县火车站候车室靠墙的那把塑料椅子，找到了他。
临上车前侯方明突然转过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张裂开的网。他看着王所长，嘴唇哆嗦着说了一句：“是姜晚宁对不对？她要我死。”
王所长没有回答，拉开警车的门，把手挡在门框上方，把他推进了后排。车门关上了，关门的声音很沉，像一口棺材合上了盖。
林雪打电话给姜晚宁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核对了三遍的财务报表，每个数字都准确无误。“侯方明这条线必须断掉。他供出来的东西，不是你我应该听的内容。”
姜晚宁站在窗前，窗外北京的天空没有星星。她握着手机贴在耳朵上，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壳的边缘，手机壳是磨砂的，摸上去像细砂纸。
“他还能出来吗？”姜晚宁问。
林雪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秒。那一秒很短，短到像一滴墨水滴进水里，墨散开了，水变黑了，但只有那一秒，之后水还是水，墨沉到了杯底看不见了。“这辈子别想了。”林雪说。
姜晚宁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屏幕亮着，通话还在继续。她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屏幕朝上，看着屏幕上的计时数字一秒一秒地跳。她没有挂，林雪也没有挂，两个人隔着电话线在沉默中坐了片刻，一根无形的线从北京拉到南江县，从南江县拉到省公安厅，从省公安厅拉回到这间亮着台灯的小小办公室。线很细，但很结实，不会断。
姜晚宁拿起手机，按了挂断。屏幕暗了，窗玻璃上映出她的脸，模糊的，像隔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她看不清自己的表情。
窗台上那盆文竹在夜风中轻轻晃动，竹叶的边缘触碰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很小的声音说着什么，听不清内容，但声音在。
林雪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手机放在桌上，屏幕已经暗了。她看着窗外南江县的夜景——县城的灯光不多，星星点点地散落在黑暗的山谷里，像一把被人随手撒出去的种子，有的落在了地上，有的还在空中没有落。她想起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侯方明，那时他是南江县的风云人物，侯正堂的儿子，汪延案的关键人，一个在别人命运里随手画线的人。他在姜晚宁的命运里画了很多线，把她的父母画没了，把她的清白画没了，把她对南江县的感情画没了。今天画线的人被人画上了句号。
姜晚宁在窗前站了很久，久到窗外那棵青苗的叶子不响了，久到北京东三环外的路灯从亮变暗。她伸出手把那扇没有关严的窗户推上了，手指触到冰凉的玻璃，留下一个模糊的指印。她转身走回桌前，坐下，拿起桌上那份没看完的俄罗斯订单继续看，数字在她眼前过了一遍又一遍，一个数字都没进去。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窗台上文竹的叶子碰在一起，像有人在翻一本很薄的书，翻到了最后一页，合上了书就不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