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傍晚，周晚晴的电话打来了。工作汇报不长，北京分公司运营正常，贫困县工厂的第二条生产线已经调试完毕，泰国客户追加的订单排期确认了。周晚晴把这几件事一条一条说完，没有挂电话。姜晚宁也没有挂，她知道周晚晴还有话要说。
“姐，你知道那天在大理机场，姐夫一个人在机场大巴上坐着等了多久吗？六个小时。”
姜晚宁握着手机，站在老宅堂屋的门口。簸箕梁上的晚霞正在消退，从橘红变成灰紫，灰紫变成暗蓝。她没有说话。
“你的航班早上八点，他下午两点。送走你以后他没有去候机室，在机场大巴上坐了六个小时。”周晚晴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种“我憋了三天实在憋不住了”的语气。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气很认真，认真到不像平时那个会在办公室里拍桌子叫“姐”的周晚晴。
姜晚宁沉默着。周晚晴在那头等了一会儿，以为信号断了，喊了两声“姐”。
“我在听。”
“姐，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对他到底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你要是有，就别这么忽冷忽热的。你要是没有，你就跟他说清楚，别这么吊着。六年了，他三十了。”
堂屋里的灯光从门里照出来，落在姜晚宁脚下，影子投在院子里的青石板地面上被门槛切成了两截，一截在门里一截在门外。
“姐，你在听吗？”
“在听。”
手机被人从周晚晴手里抽走了，那头的背景音里传来一阵轻微的拉扯声，然后林雪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晚宁，你对秦墨白太狠了。”
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嘟地响了三声，姜晚宁把手机从耳朵上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老宅堂屋的那盏白炽灯，光线昏黄，照在墙上那幅褪了色的年画上，年画上的胖娃娃抱着一条大红鲤鱼，笑得咧开了嘴。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没有回房间，没有开电视，没有看手机。就坐在那把老旧的木椅上，面对着门口，看着院子里的天色从暗蓝变成漆黑，从漆黑变成深黑。
赵德茂从门口经过，看见堂屋的灯亮着探头进来，问了一句“晚宁，还不睡”。她说“坐一会儿”。赵德茂没有多问，脚步在门口停了几步，走远了。
金寡妇端着一盆洗脚水从家门口经过，看见堂屋的灯还亮着，本来想进来坐坐——手里那盆水太重了，站着跟姜晚宁说了两句不咸不淡的话也就走了。
姜晚宁坐在椅子上，从九岁想想到三十岁。九岁那年父母出事，她在灵堂前跪了一整夜膝盖跪得没有知觉，亲戚来拉她她不起来。十九岁那年重生回到青山村，站在灶台前第一锅辣酱炒糊了，她没有倒掉重新炒，把糊味挑出来把能吃的装瓶。二十岁那年去北京火车硬座二十多个小时，帆布包放在膝盖上一路没松开过，到了北京才发现手指被包带子勒出了两道血印子。她把每一件事都记在心里，谁对她好一分她还十分。秦墨白从县食品工业办辞职那天把车钥匙放在她桌上说“我来投靠”，她当时说了什么？她说“行，去人事部报到”。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表情。秦墨白没有计较。
六个小时。在机场大巴上坐了六个小时。他坐在那里想了什么？想这六年值不值得，想以后该怎么办，想姜晚宁到底会不会在上市那天兑现承诺。上市那天她把钥匙还给他了——在那条走廊里他拿回去了。塑料辣椒挂件在他口袋里贴着结婚证，上面有她的照片她的名字她的指纹印。
她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棵种在簸箕梁脚下的青苗簸箕梁是青山村的簸箕梁不是北京的簸箕梁。青山村的这棵苗比北京那棵小很多，是一年前从北京那棵大树上剪下来的枝条插活的。枝条插进土里浇了水活了，叶子比母树小了一圈，枝干也没有母树粗壮，但它活着，有自己的根，根在青山村的泥土里不在北京东三环外那个破院子的泥土里。
她蹲下来摸了摸青苗的叶子，叶子上有露水凉丝丝的，沾在她指尖。三年前她在那棵青苗旁边站了一夜，问了问“我该怎么办”。三年后她蹲在这棵小青苗旁边，面前是簸箕梁那片白色的大棚。三年前的那个人在哪里？在北京分公司的厢房里，灯亮着在看市场部的资料，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答案，等到了今天答案已经给了，但她人还在青山村，他在北京，相距两千公里。
手机卧在口袋里没有震动了。她站起来走回堂屋关上了灯，院子里黑了下来，簸箕梁山梁上最后一抹深蓝也消失了，整个青山村沉入了夜色。赵德茂家的灯还亮着，金寡妇家的灯也亮着，老村长家的灯亮了一盏。这些光从不同的窗户里透出来，像一把被人随手撒出去的种子零零散散地落在黑暗里。
北京东三环外的那个院子里秦墨白办公室的灯也亮着，桌上的文件摞得很高，他在那摞文件的后面低着头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周晚晴下班前经过他的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下，问他“墨白哥还不走”。他抬起头说“你先走”。周晚晴走了，走之前把厨房里那盏灯留着了——不是忘了关，是故意的。院子里那棵青苗的枝叶在夜风中轻轻摇晃，辣椒在枝头随着枝叶晃动。今天的辣椒还没有摘，明天的辣椒会有人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