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漪刚走进学院后院，杨昭昭就抱着一摞名册追了上来。
“姐姐，你自个儿看看。”杨昭昭把名册往桌上一撂，喘着气，“这才三天，报名的已经三千七百多人了。”
沈清漪翻开名册，密密麻麻写满名字、籍贯、年龄。有些名字后面画了圈，有些打了叉，是小红她们初筛过的。她往下翻了几页，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阿月，十六岁，边陲青州镇人，无门无派，自学的。
“青州镇？”沈清漪抬头，“那地方我路过过，连个正经琴师都没有。”
“所以才觉得稀奇。”杨昭昭凑过来，“小红说她弹得还行，就是手法野得很。”
沈清漪合上名册，站起身往外走。杨昭昭跟在后面问去哪，她说去看看。走到学院大门口，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从门里排到门外，又从门外排到大街上。有人背着琴箱，有人抱着琵琶，有个老头坐在墙根底下抽旱烟，旁边蹲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怀里抱着一把比她人还大的古筝。
沈清漪站住脚，看了一圈。
“三千七百人，咱只收两百。”杨昭昭在她耳边说，“你总不能一个个瞧吧？让小红她们初筛一遍，能省不少功夫。”
“初筛可以。”沈清漪说，“但终审必须我来。”
“那你也得瞧得过来啊。”
“一天瞧一百个，十天就瞧完了。”沈清漪回头看她，“我不能让有天赋的孩子因为没钱或没门路被埋没。当年我要是有个地方能让我弹一曲，也不用在街上卖艺卖三年。”
杨昭昭张了张嘴，没再劝。
第二天一早，考核在学院大堂正式开始。沈清漪坐在主位上，左边是小红记名册，右边是杨昭昭倒茶。外面排队的考生一个个进来，有的紧张得手抖，有的弹到一半忘了谱子哭出来，有的连琴弦都没调准就敢上。
沈清漪全都认真听完，一个一个点评。手法好的说哪里还能更好，手法差的说该从哪本谱子开始练，哭了的给递帕子，紧张的先聊几句家常再让弹。
一个上午下来，她嗓子哑了。
小红递水过来:“小姐，照这速度，午时都瞧不完上午的。”
“那就不吃午饭。”沈清漪接过水喝了一口，冲门外喊，“下一个。”
第三天，杨昭昭实在看不下去，在她桌角搁了碟点心。沈清漪一边吃一边听考生弹琴，点心渣掉了一桌子，她也顾不上擦。到第五天，她眼睛底下青了一片，说话时声音发闷，鼻音重得像感冒。
“你这样下去要倒下的。”杨昭昭把她的茶换成姜汤。
“倒不下。”沈清漪端起姜汤灌了一口，辣得皱眉头，“当年我练琴练到手指出血也没倒下，听几天琴还能倒下？”
第六天下午，轮到那个叫阿月的姑娘。
沈清漪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这孩子在青州镇过的是什么日子。阿月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鞋面上有补丁，但补得很整齐。她抱着一把旧琴，琴身上有几道裂纹，用鱼胶粘过，琴轸断了一根，换成了木头削的代替。
“坐。”沈清漪指了指凳子。
阿月坐下来，把琴搁在腿上。她没急着弹，而是先把手放在琴弦上，闭眼，深吸一口气。沈清漪注意到她的手——指尖全是茧子，右手腕上有道疤，像是被什么刮的。
琴声响起来。
沈清漪一开始还端着茶杯，听到第三句，杯子搁下了。听到第八句，她整个人坐直了。小红在记名册的字写歪了，杨昭昭倒茶倒到杯子满了也没发现。
那是一首她们都没听过的曲子，旋律忽高忽低，像山路十八弯，又像一个人在说话。前半段像是在说想家，后半段像是在说回不去，最后一个音落下去的时候，大堂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沈清漪问:“这曲子叫什么？”
“《思乡》。”阿月低着头，声音很小，“我自己编的。”
“你编的？”
“嗯。”阿月攥着衣角，“我家在青州镇，镇子边上有个哨所，我爹在那守了十二年。去年冬天北边闹马匪，哨所被围了，我爹……没出来。我娘哭了一个月，眼睛哭坏了。我一个人来京城，想把琴卖给琴行换钱，琴行老板说这把破琴不值钱，但听说我想考凰音学院，就给我指了路。”
沈清漪听完，没说话。
她站起来，走到阿月面前，弯腰把那把旧琴翻过来看。琴腹里有行小字，刻的是“青州镇，阿月七岁习琴，父赠”。笔画歪歪扭扭，是一个孩子刚学写字时的笔迹。
“不用考了。”沈清漪把琴还给她。
阿月猛地抬头，眼眶红了:“我……我没弹好吗？”
“你弹得很好。”沈清漪说，“你被录取了。学费全免，住学院里，吃学院的，琴我帮你找一把好的。你娘要是愿意，也可以搬来京城住，学院边上我有间空屋子。”
阿月愣在原地，眼泪掉下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挤出一句:“您……您说的是真的？”
“我说话算话。”沈清漪回头冲小红喊，“记上，阿月，青州镇，录取，全免。”
小红在名册上添了一笔，抬头看了沈清漪一眼，眼圈也有点红。
第十天下午，最后一名考生走出大堂。沈清漪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手指在桌上无意识地敲着刚才听过的曲子。杨昭昭在旁边算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
“三千七百六十二人报考，咱录取了两百零七个。”杨昭昭报数，“多出来七个，你说一个都不能少。”
“嗯。”沈清漪没睁眼，“那七个里头，有三个是孤儿，两个是残疾，还有两个是从边镇走了一个月来的。多七个不算多。”
“开学典礼定在三天后，你得说几句。”
“说几句就说几句。”
三天后，学院大堂坐满了新录取的学生。两百零七个孩子，年纪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二十三岁。一半是女孩，一半是穷苦出身。有人穿着绸缎，有人穿着麻布，有人脚上还穿着草鞋，但每个人都抱着一把琴，每双眼睛都盯着台上。
沈清漪站在台上，腰间别着箫，身后摆着那张跟了她十几年的旧琴。她往下看了一眼，看见阿月坐在第三排，换了一件干净衣裳，头发用红绳扎了起来，怀里抱着一把新琴——她从库房里找出来的，虽然不是顶好的琴，但比那把破琴强得多。
“我不跟你们说大道理。”沈清漪开口，声音沙哑，还没从连日的劳累中恢复过来，“我就说一句——这里不看门第，只看才华。你弹得好，你就是好的。你弹得不好，你就练到好为止。没人问你爹是谁，没人管你家住哪，你只要对得起你手里的琴，我就对得起你。”
大堂里安静了一瞬，然后不知道谁带头鼓了掌，接着整个大堂都响起来。阿月在第三排使劲拍手，拍着拍着眼泪又掉下来了，旁边的姑娘递了块帕子给她。
沈清漪在掌声里转过身，把墙上那块“桃李满京”的匾额扶正，手指刚松开，匾额又往一边歪了。
钉子松了。
她看了一眼那块歪了的匾，转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院子里，小红端着一锅绿豆汤从厨房出来，杨昭昭在树底下翻账本，几个早到的学生在红枣树底下坐着，手搭在琴弦上试音。
窗外那棵红枣树又长高了一截，枝头挂满了青枣，有几颗已经开始泛红。葫芦架上结的葫芦比上次看见时大了一圈，沉甸甸地坠着藤蔓，风一吹晃来晃去。
沈清漪伸手把窗户撑好，转身走回台上。
